朱哲琴：陪伴我成长的声音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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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介绍
朱哲琴，著名歌手。1990年以歌曲《一个真实的故事》获得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专业组通俗唱法亚军。1992年推出个人首张专辑《黄孩子》。1995年在全球发行专辑《阿姐鼓》，获得美国录音协会“经典唱片奖”。2015年凭借专辑《月出》获得华语音乐传媒大奖最佳国语女歌手奖和年度最受瞩目女歌手奖。
爸爸做的收音机
从我开始记事的时候起，可能才两三岁的样子，我经常从我家的窗户往下看楼下的人。那里有一个小商店，有人在不停地搬运东西。从那时候起，我就觉得自己好像是这个世界的局外人。我只是去看别人做什么，我自己根本不在其中。这虽然是很朦胧的感觉，但我想说的是，其实每个人认知这个世界的路径是不一样的，有些人用眼睛，有些人用文字，但可能我是用听觉。我是依靠声音来认知很多事情。
70年代，中国还处在一个物质非常缺乏的时代。对一个小孩子来说，我都不记得小时候有什么样的玩具。我记得小时候我们在河流里去罩青蛙，用糖纸做很小的灯箱，投影在墙上。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玩的东西。
70年代的中国物质缺乏，小孩子往往没有什么玩具
那个时候大家都很穷，也没有那么多电器可买。很多比较懂工艺，或者比较懂电路的人，就会自己做收音机。我爸爸就这样自己动手做了一台收音机，他是一家科学杂志的总编，所以他平时很喜欢搞研究。我不知道他具体是怎么做的，只记得很多个晚上他下班回来，就在自己的房间里用电焊焊接，摆弄各种各样的零件，到后来真的变出一台收音机来。那台收音机个头很大，它能唱歌，能说话，能讲故事，有电影原声，还有管弦乐曲。这台收音机就是我的天地。
我是一个通过耳朵来认识世界的人，那个时候没有钱旅行，没有什么度假，也没有音乐会，但是我却在这个收音机里面听到了整个世界，听到了很多我生活范围内所没有的东西。那个时候能有一台收音机是很了不得的事情，因为我爸爸的聪明才智，我们全楼的小朋友晚上都经常聚在我们家小客厅来听收音机。那时候我妈妈每天都把客厅的水泥地板擦得非常亮，因为广州很热，好多小朋友都坐在我家地上或席子上听，有些小朋友听着听着就睡着了。
我小时候很容易过敏，生病的时候躺在床上，这个收音机就是我唯一的伙伴。我通过收音机听到了很多不同的东西，在音乐和听觉方面获得了特别丰富的感受。后来我唱歌的时候，很多人都说：“你这样年轻，为什么你的音乐会表现出一种非常深刻的感觉？”其实这并不是我从生活的阅历里面得到的，而是我通过听觉去感知各种音乐和故事的时候，内心经历了那些各种各样的体验。
那台收音机一直陪伴着我的童年，很多个晚上我就在等待，盯着录音机的指针，我觉得一定有一个人或者有一个小神仙在它后面。它能变出各种各样的声音，各种各样的故事，各种各样的乐曲，各种各样的人物。我找了好长时间，这也成了我小时候唯一的秘密。我就想着如果哪一天我能把这个人找出来，肯定就发现了这个世界最重要的东西。但是我一直都没有等到那个小人或者小神仙。不过我最早的音乐启蒙，确实就是从这台收音机开始的。
我最早的音乐启蒙，是从这台收音机开始的
等我年龄大一点的时候，我们的院子里面经常会放露天电影，内容全是样板戏。我每个礼拜都会搬着凳子去院子里面的广场看电影，但来来回回就是那几部戏，后来我都能把整部戏背下来了。当时院子里所有人都知道，这家里有个小孩，能唱下来样板戏里面不同人物角色的唱段，我想那也是我最早的歌唱启蒙。
七岁的时候，我考上了合唱团，每个礼拜天去练习一次。这一天我爸爸会给我一毛钱，让我来回的路上各花四分钱买车票，剩下的两分钱可以买零食。但我经常走路去，走路回，也不花钱买零食，完全沉浸在合唱团的气氛里。那个时候我们唱的主要都是西洋的古典作品，我在合唱团里面学习了很多西洋和声，每个声部如果有缺人的状况，我都可以去补位。
我的父母并不希望我学音乐，在那个年代，他们认为唱歌跳舞是一件不太正经的事情。但是我却觉得他们对我走上音乐的道路产生了特别大的影响，我爸爸做的收音机就是最明显的例子。
妈妈送的录音机
到了80年代，邓丽君的流行音乐进入了中国大陆。我跟好多在那个时期成长起来的人有一样的经历，我们都是邓丽君的粉丝。我第一次从她的歌唱里面感受到爱情，体会到人情的冷暖。我还记得我听她唱的《南海姑娘》，真的能从一首歌里面听到海洋，听到云和浪，听到充满诗意的女孩子。可能我的成长就是这样一点点地通过听觉去认知世界的，我当然也更加理解和珍惜这样的世界。
我上中学的时候，我妈妈用她积攒的钱给我买了一台录音机，那是一台日本松下产的声宝牌录音机。那录音机太漂亮了，它是银白色的，有一个大喇叭和一个小喇叭，我想这个录音机就是我歌唱的开始。因为有了它以后，我就不用在街上听别人的录音机了，我可以买磁带，一遍遍去听、去学。有些我喜欢的唱腔，我就会重复去听。在我十几岁的时候，我已经可以惟妙惟肖地模仿邓丽君的唱腔，而且我觉得她的很多唱腔实际上跟中国的戏曲是有关系的。
当时很多的港台歌曲是通过大家互相拷贝流传开来的
那个时候可以用录音机来听磁带和录磁带，你可以买一个空白磁带，把正版的磁带或者有内容的磁带拷到空白的磁带上，所以当时很多的港台歌曲，就是通过亲戚朋友从海外带来，大家互相拷贝之后在大陆流传开来的，就像原来手抄本一样。那个时候的物质不像现在那么丰富，每一张唱片，每一本书都会让你惊喜，而且会惊喜很长时间。
有了这个录音机以后，我就觉得音乐太美了，因为录音机和收音机在喇叭的技术上是不一样的，录音机能够更加高保真地把声音和声轨传递出来，所以它在音乐的音质上了一个台阶。当时除了听邓丽君，我也听其他的港台流行音乐，还有台湾校园歌曲，像刘文正、罗大佑、李宗盛、潘越云、齐豫这些歌手我都很喜欢，尤其齐豫的《橄榄树》让我印象很深。我觉得这么一个小小的音箱里面，也会带给你一个去世界流浪的体验。再后来我开始听英文歌曲了，我记得最开始刚进入中国的是一些国外舞曲，比如被称为“荷东”的《Hollywood East Star Trax》，我就非常喜欢。
我父母特别希望我能成为一名老师，但在我毕业的时候，我觉得如果去当老师的话，就永远跟音乐告别了。所以在那个时候我自己做了一个决定，没有选择去当老师，而成为了一名自由的歌手。
我刚开始唱歌的时候，还模仿过外国的舞曲和台湾的流行歌曲。这种模仿的方式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非常普遍，人们管这叫“口水歌”。因为那个时候的中国还没有原创流行歌曲，歌手主要就是模仿外面的作品。日本的流行歌手里面，有几个人在中国很有名，比如山口百惠，但实际上我最喜欢的并不是她，我更喜欢五轮真弓，他的音乐特别好。这些都是最早我在录音机磁带上听来的。
曾经陪伴我的录音机留在了家里，再也没有听过了
后来我离开了广州，到四川去学习音乐，然后又到中国不同的地方演出和采风，最后还到世界巡演。那台曾经陪伴我的录音机留在了家里，再也没有听过了。但是我知道我妈妈把这个录音机存起来了，它就被放在家里的某个地方，还有我小时候抄歌曲的这些本子，还有相片。也许有一天我就回去寻找那些东西在哪。
录音棚往事
90年代我就开始做音乐了，我记得那时候我跟广州一个名叫新空气的乐队合作，那是中国最早的一批原创音乐组合。我们那时候有一个思路和口号，叫“唱自己的歌，走自己的路”。新空气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灵魂人物叫解承强，他在1989年百名歌星演唱会的时候给我写了一首歌，那首歌叫作《丹顶鹤的故事》。那是第一首让我在全国崭露头角的歌，歌曲讲的是齐齐哈尔的一个养鹤的女孩子徐秀英的故事。那首歌特别有意思，因为当时中国的流行歌主要是朱晓琳、陈琳他们唱的那种讲甜蜜爱情的歌曲，而这首歌先是以叙述的方式独白讲述故事，然后再用叙事体的歌曲把这个小孩女孩的故事唱出来，最后再有一个非常高的音域，就像丹顶鹤飘到了空中的感觉。这首歌在音乐界算是特别神奇的一个作品，我带着这首歌参加了通俗歌手大奖赛，获了奖，成为了一名歌手。
朱哲琴的专辑《阿姐鼓》
我唱了《丹顶鹤的故事》之后，又出了一张唱片，名叫《阿姐鼓》。这张唱片是在世界发行的，那时已经开始发行镭射唱片了。当我2010年做《月出》这张专辑的时候，是为中国民族音乐大师采集样本，跟这些年轻的乐手一起互动，从而集结创作的一张专辑。那个时候已经是实体唱片没落的时代，所以《月出》这张唱片也算是我为唱片时代做的一个纪念。这张唱片推出的时候，我觉得有形唱片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你可以拿一个手机，就可以下载一组数据，你不需要有载体，不需要手中拿到一张唱片，也不再需要收音机和录音机，只是通过数字密码就可以聆听音乐了。但我还是挺想念唱片时代的，那些有形的物件，它会告诉你故事，让你摸得着，看得见，你会想象那样的一个情景，一种氛围，一些人和事。
90年代，我有很多作品都是在上海中唱的大录音棚录制的。那个录音棚其实非常有历史，但是可惜后来被拆了。它的位置在上海的衡山路上，是全世界最早的两个录音室之一。它是上世纪30年代EMI建的，一个建在了伦敦，另一个在中国上海。
那间录音棚非常大，里面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物件，让我永远都难忘。我去唱歌的时候，在这个话筒前面有一个木头扶手。我在那里录了第一张专辑《黄孩子》，第二张是《阿姐鼓》，第三张是《央金玛》，这三张很重要的唱片都在那里录。我每次录音都会按着那个木头扶手，后来人家告诉我，那个扶手是上世纪30年代留下来的老物件，所以那个扶手好多人都用过，像周璇、白光这些著名歌手，他们在这边录音的时候，都会用到这个扶手。但是很可惜，现在不知道那个扶手去哪里了，那个棚也被拆了。其实不应该拆的，那里应该成为一个博物馆，它见证了一段非常重要的中国音乐的历史。
原上海中唱位于衡山路的录音棚
90年代的录音室可不像现在，现在其实进入录音室，并看不到什么器材，因为都改用了数字设备。中国30年代可能是钢丝录音，但到我去录音的时候已经是用宽带录音了。所以一个调音台大概就有24轨，个头非常大。有时候24轨不够的话，还会再接一个16轨的录音台。当时我用的是westlake(西湖)音箱，个头也是非常大。做每一个声音需要有效果的话，都要通过一个效果器来调节，不像现在用一个电脑用软件就都能解决了。那间录音室里堆满了东西，唯一留下的地方就是我坐的一个沙发。我特别喜欢录音录到很晚的时候，当我把灯关了，不同设备会发出来各种亮光，很有气氛。录音室其实是很容易让人睡觉的地方，因为氧气不是很充足，但是这一切的感受现在都已经找不到了，现在录音室基本上用一台电脑就可以工作了。
朱哲琴的专辑《月出》
在我做《月出》那张唱片的时候，唱片业已经走到末路的时代，很多人不再去买唱片了。音乐跟随不同的时代，它的载体会发生变化。开始我们去剧场听音乐，后来通过钢丝录音听音乐，然后又通过磁带、激光唱片听音乐，现在是通过数字来听音乐，不管这些载体怎么变化，我觉得音乐永存。音乐给人带来的那种感动，对人的那种影响，是永远存在的。音乐人还是要去做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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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尔班江·赛买提（Kurbanjan·Samat，قۇربانجان سەمەت），维吾尔族，来自新疆和田，资深纪实摄影师，独立策展人，纪录片制片人，导演。参与拍摄《舌尖上的中国2》《丝路：重新开始的旅程》《牦牛》等多部纪录片。出版图文集《我从新疆来》等著作，策划拍摄大型纪录片《我从新疆来》《我到新疆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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