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医秦明：替逝者说出最后遗言
法医秦明，80后副主任法医师，知名悬疑作家，绰号“老秦”。著有“法医秦明”系列、“守夜者”系列，秦明笔下的故事，既让人心跳加速，又富有人情味。通过悬疑故事，揭示凶案背后的复杂人性。
如果要问我自己最珍贵的一件物品是什么的话，我觉得首先想到的应该是摆放在我家客厅里的那座沙发。
它只是一个很普通的皮质的沙发，是在十几年前我结婚的时候购置的，就放在客厅里。那么，为什么这个沙发会对我有着特殊的意义呢？并不是说我被妻子赶出来睡觉的时间太多了，其实它对我最大的意义是因为我正是坐在这个沙发的某块特定的区域上，完成了到目前十本作品的一个创作。
秦明家里那座沙发，他常坐的地方留下了痕迹
因为时间长了嘛，所以每次都坐在那个区域，这个区域就形成了一个凹陷。主要是时间长，不是体重重啊。因为有了这个凹陷，我每次都会很准确地找到这个位置，而这个位置却能给我很多的灵感。
如果要说的话，就从我刚刚踏入法医工作来说。在我刚刚踏入法医之门的时候，是哪一年呢？是1998年，我进了皖南医学院的法医学系。那么在这个时候，法医是不为人知的，我相信我们这几代人对法医有印象，最初是从一个热播的TVB港剧叫《鉴证实录》里面开始了解到法医的。那里边有个女法医，我们才开始知道，噢！原来法医这么帅的，他们做的工作这么神圣。
以法医工作为主题的港剧《鉴证实录》
《鉴证实录》是1999年开始热播的，也就是说我选择法医这个行当的时候还没有《鉴证实录》呢。当然《鉴证实录》播出来以后，我会很有自豪感。我为什么会选择法医专业是属于运气好。我爸是警察，我妈是护士，所以从小到大他们都在争执我到底是当警察还是当医生。最终因为我爸他的手腕比较“毒辣”一些，他说：“你去学法医吧！法医嘛，是医啊。”我妈说：“噢！是医就可以。”其实出来还是当警察。我爸就用了一个圈套让我去子承父业了，所以这个子承父业是个圈套。
那么作为一个法医来说，他每天接触的都是死亡。
这是一个中国人很忌讳很避讳的这么一个话题。面对死亡，我们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其实我也是坐在这个沙发上，慢慢地思考出一个完整的生死观，或者说是人生观的。
法医的工作每天接触的都是死亡
曾经有一次我作为一个小法医出现场。那个时候可能看到死亡更多的会是震撼。因为我第一次检验的尸体就是我的小学同学。那个时候我才18岁，我到老家当地的公安局去实习，每天的实习工作感觉都是在接伤情鉴定，就感觉不到法医职业的一种魅力所在。突然有一天说是有命案了，就会觉得非常兴奋，觉得终于可以看到尸体是什么样的了。
那么我跟着老师到了现场以后才发现，这只是一个普通的群殴案件，几个人打一个人，这个人挨了几刀就死了。因为巡警到得很快，把行凶的四个人全部抓获了。这个案子给我感觉法医没有用了。我解剖尸体干吗呀？没有意义。对吧？人都已经抓了，案子都已经破了，这有什么好去解剖的。
罪案的现场
但是我们老师说了，你不要把法医工作想得那么简单，尸体检验是必须要进行的。所以我们就到了殡仪馆。到了殡仪馆，刚开始看到死者的姓名的时候，就心里有点打鼓了。因为我的老家是个很小的城市，城市人口总共也就二三十万。但是我觉得不会那么巧，第一次尸检就碰到熟人吧。因为这个熟悉的名字是我小学同年级的同学。
那么当尸袋缓缓拉开的时候，我就一眼认出了这个已经有好几年没有见的小学同学了，他也18岁，我也18岁，他躺在冰冷的解剖台上，我站在旁边，感觉全身发麻，没有任何知觉。
当时我的老师也看出来了，他说：“你认识是吧？”
我说：“是……”
他说：“你能不能坚持？不能坚持你就回去吧。”
任何一个法医他都难免碰到自己的熟人，这是一个难免的事情。而且我第一次尸检就碰见了熟人，他就让我不要再看了。但是我觉得如果这个坎我迈不过去的话，我可能这辈子就干不了法医了。所以我说：“不！我一定要坚持下去。”
我就站在解剖台前，全身发麻地看完了整个解剖过程。那么在解剖过程中，侦查员来求助了，说这四个人全部都说自己只捅了他的肚子，没捅他胸口，而致死的一刀是胸口，需要法医来判断。
这个给我感觉不可能，对吗？这怎么能看出来哪一刀是致命伤啊，但非常巧。这个捅他胸口的刀是个卷刃刀，所以导致了胸口的这个伤口有皮瓣。那么法医很果断地就认定了一把刀是致死的那把刀，而这把刀是谁拿的侦查员是清楚的。
通过法医技术，明确犯罪主次关系
所以这个案子通过法医技术，还明确了犯罪的主次关系，也保障了每个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我虽然全身都发麻，但是这个细节我还是看在眼里的。我就觉得法医真的不是我想象中的那么简单，所以，我一定要立志当一个好法医。
随着工作时间的增长吧，也是看惯了生与死，慢慢地这种情绪可能会从一种震撼转化为一种恻隐。
我在医院实习的时候，经历过一个事情，当时我还是一个实习的脑外科医生，我认识了一个四岁的小男孩，这个小男孩非常可爱，言行举止都会让人觉得很疼惜他，但非常不幸的是他患了脑胶质瘤，是一种无法挽回生命的绝症。
我认识他以后过了几年，当我走上了工作岗位的时候，却发现他在省立医院的一个池塘里死亡了。那么也是通过法医技术来判断，它并不是一个普通的死亡，而是被他父亲按在水里淹死的。
这时候可能更多的是对死者的一种恻隐。这个案子后来也是通过法医技术明确了他父亲作案，就是因为他父亲看着他每天头痛、恶心、呕吐，这种生不如死的情况下，痛下杀手。但即便是这样，即便是每天活在痛苦中，这个小男孩在临终前还是拼着自己的力量去挣扎，去求生，这个也给了我很多的启发。人生到底是为了什么？应该怎么样去度过？当然这些启发都是我坐在沙发上的这个“坑”里去想出来的。
面对案件，秦明的情绪从震撼转化为恻隐
度过了这种恻隐的感觉之后，可能作为一个刑警和一个法医来说，更多的是对犯罪分子的一种仇恨。
在2011年的时候，一个女孩非常优秀，眼看着自己的新生活即将开始了，大学即将毕业，助学贷款要还完了，也找到了很好的工作，甚至刚刚认识了一个不错的男朋友，却在即将迎接新生活的前夜，生命戛然而止。她被一个歹徒拖到了绿化带里，性侵并且杀死。
我到了这个现场以后，作为一个法医，就是有一种怒不可遏的愤怒情绪在里边。但是后来我发现这种愤怒其实很不好。我到了现场，因为愤怒就不知道该去做什么了。而老法医却非常冷静地在尸表上发现了一个很细微的损伤，并且在这个损伤上提取到了犯罪嫌疑人的DNA，这个DNA也成为破案，甚至为犯罪嫌疑人定罪的主要的一个依据。
那么，我想如果所有的法医都这样怒不可遏的话，这个案子可能就破获不了。所以我晚上回到家里，坐在沙发上就认真地去反思，作为一个法医，应该如何去面对这些已经消失了的生命？那么最好的答案其实就是帮他们说话，把他们临终前没有能够说出来的话说出来。
如果要概括的话，这其实就是一种比较淡然的情绪了。什么叫淡然呢？我曾经遇到过一个案件是一个“武疯子”，这个人其实是他家里的人和整个村庄的人的累赘，发病了就会打伤人，那么村里的人都害怕他，每次打伤人，家里人要给予赔偿，也是觉得他是累赘。
有一天他在自己家里死了，他家门口的路上有一滩他的血和两条深深的刹车痕。当所有人都认为这是一个交通事故的时候，我们法医却坚定地认为这是一个命案。刹车痕只是因为巧合，而并不是跟本案有关。
我们法医坚定地认为这是一个命案
那么这样的一个结论就引起了很多的不满，有刑警的不满，有家属的不满，他们认为你这是在多此一举，多管闲事。但是后来事实证明了，它确实是一起伤害致死的案件，因为这个“武疯子”打了别人，这个人反过来把“武疯子”打死，并且逃离了。当把犯罪嫌疑人抓到公安局的时候，“武疯子”的家人，包括村里面的人都到公安局来表达自己的意见，说是把这个人放了吧，我们不追究他的刑事责任，但是不可以。 因为在法医的眼里生命是一样的，生命没有高低贵贱，并不能说他是“武疯子”，所以他就该死。不是这样的，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平等的。
于是我回去又坐在沙发的“坑”里去想了一想，是不是这样？其实确实是这样，每个人的生命都应该得到尊重。但法医得到尊重了吗？其实在我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我们是得不到任何尊重，可能有很多人他不愿意跟我们握手，很多人不愿意跟我们坐在一个饭桌上吃饭，他认为我们的身上笼罩着的都是一些不祥之气，所以敬而远之。
我们这样做其实就是为了人间的太平
那么，我就坐在沙发上就在考虑了，我是不是可以用自己的力量，让更多的人让身边的人去了解到法医其实很优秀，付出了很多，得到了很少。我们这样做其实就是为了人间的太平。于是我就开始了自己的小说的创作。
这些都是我自己经历过的案例。因为我相信我的读者们从我的文字中间也看到了我的人生态度，也看到了人生观和生死观。那么这种人生观和生死观是什么呢？我觉得想的最多的一次是我遇到的一个交通事故吧，一个面包车拉着十几个年龄正值花季的女孩，到实习点去实习。那么这个车从大坝上翻到了河里，一车人全死了。
既然明天和意外不知道谁先来，
那么我们今天该做些什么呢？
当这十几具尸体整齐地排列在我的面前的时候，我就是在思考，生命是这么脆弱吗？既然明天和意外不知道谁先来，那么我们今天该做些什么呢？
如果要用一句话概括的话，我觉得人生就应该是一种舒适却不消极的人生。这和沙发就很契合。我们知道在任何一个办公场所都会有沙发，那么它并不是一个纯休闲的一个物件，我们可以坐在沙发上做一些很积极的事情，所以沙发不消极。但是呢我们都知道坐在沙发上会很舒适。
沙发就相当于我的人生观，舒适却不消极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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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世存，诗人、学者，做过中学教师、报社编辑、公务员和志愿者。曾任《战略与管理》杂志执行主编，《科学时报》助理总编辑，主持过十年之久的“当代汉语贡献奖”，被称为“当代中国最富有思想冲击力、*有历史使命感和知识分子气质的思想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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