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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介绍
冯韵娴，曾任战地记者，2009-2011年在中央电视台阿拉伯语频道主持人、记者。2011年作为战地记者派驻利比亚，后足迹遍布中东各国，经历数次死里逃生，发回大量独家战地报道，曾获“全国百佳记者”称号。
壹
我原来其实是在央视阿拉伯语频道做主持人，同时也会去做一些纪录片。那一年我在西藏拍纪录片的时候，突然之间“阿拉伯之春”就爆发了。那时候，我们中央电视台海外报道点其实才刚刚开始设立，所以人员暂时不是特别充足。当时，“阿拉伯之春”在多个国家同时爆发。所以，我们是从印度、香港等很多的地方调派了记者过去，但人手还是不太够。
“阿拉伯之春”运动波及的国家
我从西藏回来之后就接到需求的通知，说可能会去到这些国家，于是我就先把所有的签证护照这些手续办起来。虽然手续都办了，但也不一定会去。因为那时候毕竟我还不是驻站记者。我仍然还是隶属于阿拉伯语频道的一名员工。结果情势变化特别快，利比亚那头马上需要人。其实，我从接到通知到出发，前后也不过一两天的时间，也不知道是算运气好还是运气不好。
第一次到那样的一个地方，就碰到一个特别大的历史性事件——卡扎菲政府陷落。这一段经历其实对我影响还是挺大的。
那是2011年的时候，当时北约已经空袭利比亚一段时间了，卡扎菲政府军其实在战场上是处在一个节节败退的阶段，因为北约空袭再加上禁飞，“两座大山”压下来，其实对于卡扎菲政府军是非常不利的。那时候，战争的天平很大程度上是倾向于反对派，因为前面是北约的火炮在打掩护，在后面是地面上的反对派往前挺进。
遭到北约轰炸的利比亚城市
从我到达利比亚，到我离开利比亚，其实都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但是在那一个月的时间里卡扎菲政府陷落了。所以我经历了整个卡扎菲政府陷落，直到卡扎菲逃亡黎波里首都的这样一个过程。这也很巧，其实我也没有想到。我原来对于这趟旅程的预期是待一个月的时间，相当于backup一下，然后就回来，并没有想到自己一去就碰到那么大的一个事情。卡扎菲政府就直接陷落了。
贰
当时的情况其实真的挺危急的，我们都能够听得见外面北约炮火非常密集的声音。我们原来是和利比亚政府的新闻官住在同一个酒店里面，有一天晚上利比亚政府的新闻发言人易卜拉欣给我们开了最后一场新闻发布会。那场发布会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他还是在不停地说，北约现在的空袭造成了多少平民的伤亡等等，还是在不停地声讨北约。但是开完那场新闻发布会后的几个小时，突然之间我们记者就发现，所有政府工作人员，包括酒店的工作人员一夜之间都不见了，他们都已经跑了。
利比亚危机爆发后，
政府新闻官易卜拉欣一度被广为关注
我们也想出酒店，但发现酒店里面还留下了一部分政府军士兵。他们拦住我们，不让我们出去，路透社的记者曾经想往外硬闯，但是被房顶上的一排狙击手给打回来了。那我们就明白了，他们的意图就是把我们先留在酒店里。其实我们一开始也并不理解他们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后来我们在跟他们沟通后，慢慢地才发现，其实是因为他们跟他们的上级已经失联了，而他们一直是在执行之前上级给他们下达的这样一个命令，就是把我们留在酒店里。
但是，最初我们是不知道的。大家第一反应就是我们很有可能会被当人质。因为卡扎菲政府已经快不行了，大家都能够感觉得到。大家都非常害怕，我们动用一切的手段跟外界进行联系。我们给使馆打电话；给红十字会打电话；我们给总部连线，给所有的线人也好，资源也好，去打电话，想寻求一个解决的办法，好让我们出去。
被困记者用一切手段与外界联络
外面来的信息就是谣言满天飞，你不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有人说反对派马上就要攻过来了，也有人说利比亚政府军要把我们当人质，卡扎菲是誓死都不会离开利比亚的。而且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媒体不是老是说他是一个毫无底线的恶棍吗？他完全有理由这么去做，我们也完全有理由这样去想。
于是，我们就开始想尽一切可能的办法去进行防御和自救。包括用一些A4纸，拿笔在上面用阿拉伯语写“记者，记者，请不要开枪！”的标语。因为我们会假想，当反对派打进来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告诉他们，我们是平民，没有武器，这样才能够自保。另外，我们去房间里拿巨大的床单，用黑色胶条贴上“TV”或者是“PRESS”的字样，挂在酒店楼梯朝外的那一面，让外人进来的时候，一眼就能看到这里边是PRESS或者TV。然后，我们还拿剩下的胶条，在每个人的防弹衣背后都贴出“PRESS”和“TV”。最后，我们还把毛巾或者床单撕成碎片挂在身上，至少证明你是投降，或者让人能远远地就能认出来，你是没有武装力量的这样一个状态。总之，我们想尽了一切可能的办法去进行自救。
记者们想尽一切办法自救
我们可能折腾了好几个小时，大家都已经是精疲力尽了，就躲在酒店二层的礼拜间里面，有些人是在楼道这边。因为如果反对派打进来的话，我们在二楼还可以看见，还能够做出一些反应的。这里是大家心中最理想的一个躲藏地点了。你可以想象，在那种情况下，你真的很害怕。这种害怕是你根本不知道你要害怕什么东西。你是害怕反对派打进来，然后乱枪把你们打死吗？还是说害怕政府军把你们当人质，最后牺牲掉？你根本不知道你害怕的东西是什么。其实很大程度上人是被自己的想象吓死了。
精疲力尽的记者们躲在酒店的二层礼拜间
当时就有一名英国的记者，一米九的大高个，他突然之间抱着书包，就想从二楼往底下跳。路透社的记者就一把将他按住，然后对他进行安抚。你可以想象到大家当时这种紧张的神情。我感觉十几个小时这种紧张的状态下来之后，你整个身体是发酸的，就跟得了重感冒一样，身上完全是那种软绵绵的状态。
最后大家就躲在二楼，真的好像是在等第一颗子弹朝我们飞过来那种声音，那时候大家已经感觉特别绝望了。
叁
你知道我们穿的防弹衣，在那时候对我们来说其实是一根救命稻草。就在那样的一个节骨眼上，我们有一个同事把他自己的防弹衣给搞丢了。丢掉的原因是因为他折腾那么长时间太热了，想喘口气。你也能够理解，毕竟是在这种紧张的情况之下。然后，我们就在整个酒店上上下下去翻，把酒店给翻遍了，但是也没有找到防弹衣。我们就觉得特别奇怪。
突然之间，另外一个同事就在我们从二楼往下走的时候，他很眼尖，看到了什么，就说：“你看，这不是你的防弹衣吗？”我们就顺着他的手势往那个方向看。我们看到了一个伊朗台的女记者，她身上穿着我们同事的防弹衣。
一时之间，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我们是想要回那件防弹衣，但是因为丢防弹衣的是一名男记者，让一名男记者在那种情况下去问一名女记者要回他的防弹衣，其实是很难的。更何况那名女记者是自己一个人来的，也没有什么同伴，本来就是一个孤立无援的状态了。我们都非常犹豫。
危急情况下，防弹衣就是救命稻草
后来，丢防弹衣的男记者就说：“要不然就算了，就别问她要了。”但是我们不干，因为我们也会担心同伴的安危，另外一方面是我们四个人有防弹衣，如果就他一个人不穿防弹衣的话，其实我们也说不过去。所以，我们就劝他去把防弹衣拿回来，但他不动。到最后是我们另外一名男同事，往伊朗台女记者那边走。其他人其实也不敢过去，就远远地看着。然后，我们就看到伊朗台女记者表情先是很惊讶，然后就慢慢从她瘦弱的身躯上把防弹衣脱了下来，整理了一下，交还给了我们这名同事，然后神情黯淡地就走了。
这一幕，到现在其实都很难让我们释怀。我们觉得战争一下子把我们变成了一个冷漠的怪物。我那一年才24岁，但是突然之间我感觉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个垂暮的老人。直到现在，我在和那名丢防弹衣的男记者聊起来这个事情的时候，他都会说：“如果再来一次的话，肯定不会选择这么去做的。”
酒店里的那一幕，让我们很难释怀
你就会突然之间发现，在战争这种极端环境下，其实人性是会密集地去接受道德上的考验。在我们正常生活情况下，你会觉得特别自然的一些事情，比如别人拿了你某样东西，拿走也就拿走了，你也无所谓。但是在战争这种极端环境下，其实为了争夺一些生存资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会变成丛林竞争的这种关系。
除了防弹衣这件事，我们还做了很多事情，包括去“打劫”酒店小卖部，我们看橱窗里面的食物在“向我们招手”的时候，就丝毫没有犹豫冲了进去，然后把不属于我们的食物都拿走了。那时候我非但没有感到丝毫的愧疚，反而我还觉得有点理直气壮。我并不觉得在那种情形下，干这样一件事情是有什么问题的。
战争环境下，人性会密集地接受道德考验
我发现，还好我后来是离开了这种环境，我才能够继续以一种原先对自我的认知继续生活下去。但其实真的很难想象，如果我长期在这种环境下生活，或者长期密集地面临这种道德上的考验，我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
战场归来的冯韵娴将她的经历写在了书里
这段经历其实对我影响很大的一点，就是我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会更加包容和理解。我不会太过于计较一个个体的是非、退错、善恶。我能够理解很多人在某种情形下做出的选择，是基于他过往的经历和当下情景。我可能更在意的是，怎么样可以帮助去创造一个能够鼓励人去表达善的环境。我觉得，相对于你去计较，或者去纠结一个个体的善恶、对错，这可能才是更加有意义和有用的。
本期背景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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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go para Mi Padre y Marialuna - Ash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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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itude - 坂本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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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parture (Diary) - Max Rich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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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rd of War - Antonio Pi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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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感 - ゴンチ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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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indler’s List - Chris Laurence Quartet,John Williams,Laurence Cot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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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ÅRSØG - Aage Kvalb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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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嘉宾
侯虹斌，作家、资深媒体人，先后供职于《新周刊》、《南方都市报》。在《新京报》《南方都市报》等媒体开设专栏，为2016年度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财新卓越记者计划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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