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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海斌：八十年代的青春，和一个国家的四十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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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海斌：八十年代的青春，和一个国家的四十年。（下）
贡海斌，中国第一代职业时装模特。1981年，当时作为工人的贡海斌被著名时尚设计师皮尔·卡丹发掘，在北京完成T台首秀，开始了职业模特生涯，被誉为“中国男模第一人”。
1956年，我出生在北京的西单。在我成长的过程里，经历了文化革命，也经历了改革开放。在文化大革命那一年，我才十一二岁，小学刚刚毕业。我们停了一年以后，就在北京的三十三中上了中学。
我的中学主要是学样板戏、唱样板戏，所以也没有进行很好的学习教育，记忆中那个时候我就每天在西单附近跑来跑去。那个时候的西单比王府井还要繁华，因为有一些非常新奇的东西、鲜卖的东西都能在西单商场见到，所以西单的人流量很大，当时的人们都愿意到西单广场上来聚集。所以我从小出生在这个地方，每天在家门口呈现的都是特别热闹的景象。所有的重要事情，所有的最新指示都是从西单这个地方发起，一直到天安门，一直往东到王府井、东单。
从西单路口往东望向天安门的方向
我就在这么一个过程当中一直长大，到了1972年的时候，中学毕业了。那时候好像也没有人倡导我们上高中，毕业之后怎么办呢？得上山下乡。但是那个时候去不了，因为我有一个弟弟，比自己小三岁，父母又回老家了，所以当时为了照顾弟弟，就跟单位提出来能不能把我留在北京，要不然没有人照顾我弟弟。当时学校还是接受了我的想法，他们说：“你不嫌工作差啊？”我说：“不嫌工作差，给我找个工作就可以，只要在北京就行。”
后来他们给我选择了一个工作，在北京的西城服务公司，给我分配到现在的西单大悦城这个地方，当时这个地方叫利通洗染店。我也不知道洗染店是干什么的，觉得大概是洗衣服的，应该是这样。但是在1972年我去了那里以后，我发现染衣服的工作特别多，洗衣服的基本上没有，所有的人在那个时候没有洗衣机的情况下，基本上都是用手搓。
当时我分配到这个洗染店的时候是个夏天，我要在这里学徒三年，每个月能挣16块5毛钱。我到了这个小作坊以后，我一进去，发现这个地方太简陋了，后边的车间里放着四口大锅，这个大锅差不多有一米直径。当我进到车间以后，就实在不能往里走了。这四口大锅蒸出来的蒸汽使屋子里的温度接近45度，非常热！就像在锅里一样。
我问洗染店的人：“在这里工作吗？”
他说：“就是在这里工作。”
我说：“在这里头干什么呢？雾气蒙蒙的，我都看不见，师傅在哪也看不见。”师傅只要一转身你就找不着了，感觉自己完全在云里雾里。因为蒸汽太大。
他说：“你们啊，就是跟着师傅，每天的工作就是添煤、烧火、刷锅。就是这个工作！”
上班时我们穿一双雨鞋，系一个皮的围裙，穿一个底裤，光着膀子，每天烧火，把锅烧开了，叫师傅来，他把染料放在里边，把衣服这么一染。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发现到了国庆节、中秋节、春节这些节日，来染衣服的人特别多。后来我看了看，好多都是小孩的衣服拆成了片，再把这些片给缝起来，拿来染。我就问我的师傅：“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小孩的衣服拿来染啊？”他说：“因为家里有三四个孩子的家庭比较多，逢年过节的时候，母亲为了给孩子们穿上一件新衣服，就把老大的衣服拆成片，染完以后给老二做一件新衣服。老二的衣服穿着有点小了，也拆成片，染完了以后给老三做一件新衣服。以此类推。虽然只给老大买一件新衣服，但它解决了四个孩子的欢乐。”
父母绞尽脑汁竭力为孩子带来欢乐
那个时候我们确实不富裕，很贫困。我再回忆起来，每当逢年过节，洗染店其实是当初北京最时尚的一个单位，真的是以旧换新。那个时候的人没有办法，因为买不起，无法给四个孩子每人添一件新衣服，但又要完成他们过年的心愿，就是用了这个办法。我愿意加班，也愿意体验高温，也愿意把衣服染得很漂亮，因为我知道这些碎片给孩子们带来了欢乐，这也是每一个家庭的父亲母亲绞尽了脑汁，竭尽了全力来实现一个家庭孩子们的春节之乐。
那时候自己年轻，因为这种高温的消耗，汗水流到鞋里头满满的，每过十分钟，自己穿的雨鞋就得像一杯水似的给它倒出来，脚已经泡得白白的，都肿起来了。但是由于自己的天性，上班来我经常做一件事情，自己的衬衫最多穿两天，有时候就要在这里洗一洗，上班的时候洗完就晾上了。下班的时候快干了，就拿下来，洗完了澡，用熨斗把裤线熨得很平很直，穿上以后非常干净。有的时候，我会从小作坊里“出溜”一下就窜出去了，我不能慢慢地走。我也担心别人看到我。因为这样一个破旧的小门脸，一个小作坊，怎么会钻出一个这样帅的年轻人？皮肤非常白，当时的身高是1米83左右，身材也还不错。为什么这么瘦？因为这种消耗。为什么那么白？就是因为流汗流得太多，每天就像在桑拿房里工作一样。
从大悦城这个地方走到西单十字路口，只有一里地。当时的社会还比较动荡，文化大革命也并没有完全结束。路上的人都觉得这个年轻人很帅，他每天穿的衣服特干净，特别平，一点皱纹都没有。他们也不知道我在哪里工作，而且我也不能和人家随便交流，也不能说我在一个小作坊，在一个洗染店工作，我觉得特别的不光彩。所以那个时候我很少和别人聊天说话，每天就是带着饭上班，下了班以后就那么一直走回了家。
白衬衫几乎是70年代年轻人的时尚标配
后来有人说：“海斌，你在西单很有名。”我说：“我不知道。因为我跟他们都不聊天。”他说：“人家都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其实我也不知道你到底是干什么的。他们认为你们家特别有钱，你一定是华侨的后代。你看你穿的衣服都是白白的，蓝蓝的，裤子还有裤线。谁有这条件？只有华侨。而且隔几天以后你又换成一个这样的衬衫，那样的衬衫，你的衬衫是最多的一个人。如果具备这样的条件，一定在海外有关系，把钱寄回来，或者把衣服寄回来。”
其实大家都不知道，我的工作就在这样一个简陋的环境里，但我有一个条件，可以把衣服随时洗，随时染，随时烫。所以那个时候尽管简陋，工资也很低，但是我依然把自己打扮得非常的体面。
当我穿上了漂亮的衣服，我会忘掉两个小时以前，自己光着膀子，各种染料把我染得像熊猫一样。下了班，我用长条的肥皂把自己的脸洗得很干净，把衣裳洗得很白，烫得很平，有了裤线，当我走出车间的时候，两个小时以前的记忆已经不在了，它缓解了我内心的不平、不解和忧伤。
到了1978年，改革开放了。那个时候我也年轻，还没有恋爱，所以我们特别高兴。我们觉得改革肯定是我们国家要把以前那种体制做出改变，开放肯定是针对我们。大家想穿什么穿什么，恋爱一定是自由的，不用和领导说我和谁恋爱了，她是什么出身，她是干什么的。随便穿衣服，自由恋爱，这就是我们当时认为的开放。我们认为这太好了，因为以前这些东西都是被领导，被父母，被街道居委会管制的。我们认为改革开放就是赋予了我们一个这样的权利。
就在那一年，在我们以前染的灰的、黑的、绿的这三种颜色以外，突然多了好多种颜色，浅蓝的颜色，浅灰的颜色，浅粉的颜色，深蓝的颜色。当时人们把自己的白衬衫和旧衬衫都拿来染，因为当时改革开放了，但人们依然贫困，我们没有那么多钱，也没有那么多的面料。当时买一件衬衫是非常昂贵的，可能需要当时的30多块钱，那也就意味着两个月不吃不喝，确实非常奢侈。所以大家就把旧的衬衫拿出来，染成一个开放的颜色。
改革开放后时尚走进生活，喇叭裤开始流行
我觉得当时整个长安街流动的都是青年人，他们从着装上，从心态上突然有一种释放。女孩子给自己打扮得尽可能地漂亮，男孩子也染了很多的衬衫。其实我们当时所有的年轻人都很困难，都挣着十几、二十块钱的月薪，但他们都要花三四十块钱去买一条喇叭口的裤子，去买一件蝙蝠衫。他们最高兴的事就是在长安街上，从西单走到东单，再从东单走回来。女孩子当时也觉得既然恋爱自由了，也希望看看有没有帅哥会跟自己讲几句话。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觉得年轻人之间的氛围是不一样的。
我们那时候才20岁出头，选择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当有人刻意限制你，或是批评你的时候，这的确和自己的内心有些违背。所以越是被人限制，我们就越是要把自己打扮得这样楚楚动人。这对自己是一种安抚，也是一种解脱。
到了1979年的时候，我还是在这个单位工作。有一天上午我从家里上班，像往常一样，穿了一个浅蓝色的衬衫，一条灰色的裤子，拿着一个纸袋子。当我走到西单商场的时候，突然发现一堆人在围着，我挤进去了，发现一个外国的女主持人和两个拿着摄像机的外国人在录制节目。他们说的是英语，我听不懂。她指了指后边的背景，又指了指这些人，好像是在介绍中国现在的改变和中国人民的状况。就在我看得聚精会神的时候，后边的人一挤，突然把我手提的纸袋挤破了，当时就从这纸袋里掉出了几个馒头。那时候的馒头很大，差不多半斤一个。那么大的馒头，我一顿饭得吃四五个，因为工作的消耗太大。
70年代的西单商场
这个口袋被挤破了以后，饭盒也掉到了地上，土豆丝溅得满地都是，当时我觉得特别尴尬，人就定住了。这个情况，过去把馒头捡起来吧，但是人家正在拍摄，不捡吧，除了外国人，就是这四个馒头，很醒目，白白胖胖的，满地都是土豆丝。所有的人都在看着外国的女主持人，之后就把目光就看着我。我自己也在想，这时候弯腰去捡这个馒头是不是合适，会不会影响人家的录制。就在我犹豫的这一瞬间，有两个人走过来，把地上的四个馒头捡了起来，走到我面前说：“来，你把这个袋子捏住，把它放里。”他们把饭盒也扣上，放在了这个袋子里，我的手捏着袋子的底。
我也不知道这两个人是什么人，其中一个人40多岁，戴鸭舌帽，瘦高，他说：“年轻人，我们看你看了半天了，我是峨眉电影制片厂的导演向霖，这位是摄影师。”我记得他的名字叫张驰，他说：“我们要拍一部电影，从四川成都到北京到中央音乐学院去挑一个拉提琴的人，做我们这部电影的男主角。他们琴拉得很好，但是他们的形象和外观不如你。”我说：“您是什么意思啊？”“我们想让你来出演这部电影的男主角，这个男主角叫方冰，是拉提琴的一个富家的子弟。就是你这个样子。”我说：“我不行。我是一个工人，以前没有拍过电影，也没有接受过这种教育。可能我承担不了这个工作。”“没有问题，年轻人你不要怕，我看上了你，我会培养你。你从第一部电影开始，凭借你的形象和条件，慢慢你可能会成为明星。”当时我还真犹豫了，别人说我长得很精神，但是会不会像人家说的，拍的电影多了以后，慢慢自己就变成明星了呢？
导演和摄影师说要到我单位去看一看，我说：“你们不要去了，这个事我会跟单位领导说一下，如果他同意的话，我明天跟您联系。您住在哪里？”但是这个导演执意要到单位去看一看，他说：“我看看你在什么环境中工作，为什么带了这么多的馒头？这馒头都是你自己吃还是给同事们吃？”我说：“就是我自己吃。”他说：“为什么一顿要吃这么多东西？”我说：“我工作的地方特别热，每天消耗特别大，要流很多汗。”他说：“那我们去看看。”
他们就跟着我到了缸瓦市利通洗染店，他一进去以后发现里面乌烟瘴气，什么也看不见，人在那里待一分钟就消失了。他就把我叫了出来，说：“你把领导叫出来，我跟你们领导谈一谈。”他跟我们领导谈完，我们领导说：“这件事我也做不了主，因为这个人是我们这儿的工人。如果他要想去借调拍电影，必须得跟上一级领导请示。”
在这种情况下，第二天车间的主任和上一级的领导做了请示，上一级领导挺高兴，说：“我们这样的单位还居然能有青年人去参加拍电影，这是我们企业的光荣，叫他去吧。但是拍得好不好我们表示怀疑，这个人就会染衣服，他怎么会演电影呢？平时也不怎么说话，文绉绉的。”导演说：“您放心，这个人在我们的培养下，会迅速会变成一个我们需要的演员。”在这种情况下，我就在1980年左右参与了《琴思》这部电影的拍摄。
贡海斌在电影《琴思》里的剧照
这部电影的拍摄用了一年的时间，拍完了以后，我回到家跟父母吃完饭，他们躺在床上，说：“儿子，你说说这个电影，都拍的是什么呢？”我从头至尾去讲这个电影，讲到一半的时候，我的父母已经睡着了，我也就不能讲下去了，就回到我自己的屋里睡觉了。
回来后的第三天，我有一个朋友给了我一张内部电影的电影票，让我去看看。我就到小西天的电影学院去看了内部电影，这个内部电影叫《魂断蓝桥》。我看了这部电影以后，电影散了，我在电影院外面站了半个小时，然后又蹲的那个地方。这部电影对我的震动非常大，我从里边看到了男女主角爱情故事的真实、唯美和深刻，它和我拍的电影真是有着天地的差别。
我在峨眉电影制片厂拍这个电影的时候，刘晓庆和张纪中也跟我们一样住在楼上，当时他们在拍《台岛遗恨》，正在筹备的还有一个电影叫作《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演员沈丹萍也住在这个楼上。那个时候参与拍电影可以说是很早期的事情，但我看了《魂断蓝桥》这部电影，在走回家的这段路上，我决定如果再有这样的电影让我去拍，我宁可回去当工人。我觉得同是电影，但我作为一个演员来说，都不能投入到故事中去，因为它的台词和故事非常牵强。在电影里，我和女主角也有爱情，但是她说的那些话和《魂断蓝桥》里的角色说的那些话比起来，我觉得完全不是一回事，非常虚假。
经典爱情电影《魂断蓝桥》
但是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北京电影制片厂一个新的片子让我去试镜头。 后来我想，还是去吧，这部电影不好，也许下部电影不错。那个片子叫《原野》，当时有两三个男演员在试这个镜头。这个时候同时又一个片子也让我去试镜，反正两个片子总一个我会演。然而就在那一天，来了一个女性，她四十多岁，穿着一个红的披肩，抹着口红。她是中国人，但不知为什么会穿成这个样子，非常抢眼。她说：“我要看看北京的这些电影演员谁最帅，谁最漂亮？”
在她旁边还有几个陪同和翻译，坐着一辆奔驰汽车，我觉得这人来头不小，也许是国外的导演。后来她旁边的陪同和我说：“她是北京人。50年代的时候，她是北京工艺美术学院的学生，但她爱上他的老师，她老师是法国人。当时中国还没有涉外婚姻，这个涉外婚姻是让周总理批示的。她就是中国第一个涉外婚姻的宋怀桂女士，很早她就去了法国。”
我说：“那她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她到这干吗来啊？”
“她要挑一些模特，她必须找到北京最漂亮的年轻人来做模特。”
我说：“是暂时的还是长期的呢？”
他说：“也说不上暂时的和长期的。她也代表国家，代表中国。”
虽然改革开放了，但是开放比改革要难得多，而且我们没有外汇，人家不来做生意，所以当时我们国家的领导人就决定了通过宋怀桂女士来引荐一位法国的设计师，帮助我们设计中国的丝绸出口。因为我们不知道世界流行什么，出口丝绸的坯布是很便宜的，但如果我们做成了时装，做成了时尚的衣服，加上设计师的元素，再让模特穿着它去宣传一下，同时就能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解决我们的美元的外汇的问题，另外还能促进我们中国的人文传播，让西方看一看中国人到底是什么样子。
80年代出口丝绸的商品标签
我说：“这个人找到了没有？”
他说：“找到了。这个人叫皮尔·卡丹，和宋怀桂一起来到了北京。她来挑模特，挑完了以后去北京饭店面见皮尔·卡丹先生。”我非常好奇，因为陪同跟我说，这个国家现在开放了，没有外国人来，这是个大问题啊！如果人家永远不来，我们开放不是没有意义了？是不是我们还要关上？这是个大事，这不是我个人的问题。
他说：“你同意不同意去？”
我说：“我同意。”
“你同意，我们就带你到北京饭店，见一见皮尔·卡丹先生。”
陪同又问旁边的张铁林和方舒他们：“你们去不去？”
他们说：“我们不去。这种事我们怎么能去呢？我们以后都是明星。皮尔·卡丹，我们又不认识他，这个名字怪怪的，模特这个东西到底是干什么的？每天会不会脱光了还得让别人画，旁边坐好多人，我们做不了这个事儿。”
宋怀桂女士说：“错，不是这样的。服装模特是专门穿着设计师新设计出来的衣服。现在皮尔·卡丹先生已经按照他的设计，为中国的丝绸面料设计出了很多衣服，它需要中国人来穿。它的营销就是让中国人穿着自己的丝绸到世界去，一个是要挣外汇，再一个要让世界看看中国人是什么样子。”
国家领导人会见皮尔·卡丹，
皮尔·卡丹身边的就是宋怀桂女士
那时候的外国人很害怕到中国来，因为他们知道文化大革命的情况，这种动荡好像没有结束多少年，又听说死了很多人，所以很害怕。而且我们对国外一直是封闭的，大家不交往，西方社会不了解中国的人文到底是一个什么状况。如果来中国，不要说做生意，生命不保的话怎么办？就算安危没有问题，我们也没有美金啊。开放对我们国家是一个最大的问题，但当时我们其实也不知道实际的情况，我们当年的觉悟并没有那么高。
当天晚上他们就把我带到了北京饭店，见了皮尔·卡丹先生。皮尔·卡丹先生当时是50岁左右，非常绅士的一个老头儿，带着一个黑框的眼镜，说着法语。当时他旁边有个小女孩做翻译，他见到了我以后很高兴，他说：“中国也有这么出色的年轻人，这就好办了。 ”他问我是哪里的人，我说我就是本地人。他说：“我是一个设计师，我是来帮中国工作的，我要把中国的丝绸一定要设计到世界上人们最喜欢的那一种，这叫流行。你们就来穿着我设计的衣服到世界去展销，这可以解决你们开放以后解决不了的很多问题。”
我一听，半懂半不懂。因为他说的是从世界的角度来看中国，我们并不知道国家有这么大的困难。后来我问了他一句：“皮尔·卡丹先生，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和外国人说话，我也没有去过法国。现在没有外国人敢到中国来，您怎么敢来？”他顿了一下，说：“年轻人，其实我对中国是非常向往的。在我年轻的时候，在我学习时尚的设计技术和剪裁技术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设计的很多元素都是中国唐朝的元素。我们始终认为中国唐朝是世界时尚的发祥地，我们的历史教科书里也提到了中国唐朝一直出口丝绸、瓷器、茶叶、青铜器，这都是奢侈品，但那个时候我们西方还是奴隶社会。这些奢侈品我们都非常喜欢，但非常昂贵，我们拼命地购买，钱都被你们的祖先赚走了。我们非常崇拜你们祖先当时的设计水平和制造水平。你们的奢侈品销售了将近一千年，不断地让你们的国家变成了世界最强大的国家。所以我想到中国来，一方面是看看中国，另一方面是能够把中国唐朝出口的丝绸重新在你们改革开放的时候恢复起来，让世界人民喜欢。我就抱定了这个主意。”
1978年皮尔·卡丹第一次来到中国
在北京的大街上留下了这张照片
我当时很感动，我第一次听到了一个外国人对我们国家的这种赞美。其实他说的这些我都不知道，因为在我们的教科书里也从来没有人讲过。但是皮尔·卡丹作为一个外国人，出于对我们祖先的崇敬，冒着风险到中国来，为了把中国的改革开放推到世界上去，作为一个中国的年轻人，还有什么选择吗？我迟疑了一会儿，还是坚定地说：“我愿意配合您，做您的模特。”
他说：“那就对了。你如果做了这个职业，你是中国第一个做职业模特的人。”
我说：“您是设计师，那模特到底是什么样子？”
“我带来了模特，我给你们带来了两个教练，一男一女，一会儿他们就会过来。”
两分钟以后，从远远的来了一男一女两个人，男的1米90，女的1米83，他们瘦瘦高高地从远处过来。我今天再回忆起来，觉得就这一瞬间，那个男的特别像《魂断蓝桥》里的罗伯特·泰勒，他的身高、气质、长相，就像罗伯特·泰勒的时尚版。白裤子，白衬衫，搭着一件海蓝色的毛衣，穿一双蓝色的鞋，系一双蓝色的皮带，金黄色的头发。
皮尔·卡丹先生说：“这二位将是你们的老师，男的叫塔尔多，女的叫希琳，他们将指导你们。从今天开始，你答应我，要在北京给我寻找十个像你这样的男青年。二十个又瘦又高的女青年。他们腿一定要长，脖子一定要长，肩要平平的。你尽可能在北京给我迅速地找，因为我们的教练已经来了。”
在皮尔·卡丹品牌入华40周年庆典上
贡海斌与昔日老师的合影
当时皮尔·卡丹先生旁边有一个烟色的提包，谈完了以后，他就拿了这个手提袋走了。我特别留意了一下这个袋子，就像英国老板或是特工拿的袋子。皮尔·卡丹穿着一身西装，拿着一个手提包，我觉得真的特别绅士。虽然那个袋子有点旧，但是非常贴切。他在北京到街上外出就经常拿着这个袋子，很好看。
从第二天开始，我在北京就到处给他找这样的人，让他挑，让他看，宋怀桂女士也在找，很快就集结了三十个这样的男女青年。法国的这两个老师就把我们集结到鼓楼的楼上，开始训练我们，每天晚上六点训练到九点。我们下了班以后就要跑到鼓楼，那里的二楼是一个空地，我们在这里放音乐，走来走去，他们再通过翻译跟我们讲解。
没过半个月，我单位的领导就通知我：“你现在参加了一个非常不正当的，而且可以说是仅次于非法的一个组织和集团。”
我说：“我没有啊，那是法国人啊。”
“那你跟领导说了没有？你汇报了没有？”
我说：“不是啊，人家外国人千里迢迢到这来，是帮助中国的出口创汇啊。”
“出口创汇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呢？”
我说：“我们是穿着他设计的衣服，未来要到世界去给人家展示。”
“没听说过，这是什么行业？人家卖衣服为什么要你们帮着卖去呢？”
“这叫模特。”
我们的车间主任说：“你是一个完全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人，从明天开始到西山烧砖，不能呆在市里。每天晚上你还要参加什么训练，这完全是资产阶级的追求，衣服要好看，还要学系领带，还有领结，你们疯了？”
我简直是不知道该跟他怎么说：“能不能我让你见一下咱们经贸部的领导，他们会派人来对我的行为做一个解释。”
“不听，不听，经贸部跟我没关系，我们就是一个普通单位，你是我管理的工人，追求资产阶级就是不行，明天去烧砖！”
其实烧砖的地方也不远，就是现在的蓝靛厂，距离西单其实也就三十里。但那个时候的长安街没有那么宽，出了二环以后全是土路，要倒四趟车才能到蓝靛厂。早晨八点钟上班，五点钟就得出门，三个小时来回倒车。晚上下班要花两个小时，我们正好有一辆班车，可以搭蹭那个班车。我每天顶着西北风去烧砖，烧砖是露天的，把泥和好了以后推到炉窑里去烧。
人生长到二十多岁，最艰苦的一个冬天
这个冬天真的是我人生长到二十多岁，最艰苦的一个冬天，非常冷，零下二十几度，但是我并没有放弃晚上六点钟排练的机会，四点钟下了班坐车，在动物园倒车，再倒2路到鼓楼。中间在动物园的时候一定要买芝麻烧饼，买不了太多，就买五个，一边坐车一边吃，因为烧砖也是很累的。那时候没有矿泉水，下了车以后找一个自来水龙头一喝，晚饭就全是这个。基本上那一段时间，我的晚饭就是五个烧饼和自来水，但是我们还是要接受这个教育。因为我看到我们教练以后，就觉得我有希望，而且在改革开放的未来，中国所有人都会像我们这两位老师一样时尚。我到了四十多岁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因为我是他的学生。我一生最大的诉求，就是能像我老师的这个样子。
我们从鼓楼学习完了已经是九点多钟，这时还有一些私下的问题要跟老师交流，之后 我们大部分人都从鼓楼走回家。从鼓楼到西单也不近呢，差不多得有15里路，但每天都是这样走回去。那个时候老师带了五个小录音机，里面有卡带，还有耳机，我们每天走回去时候可以借用，明天一定要再带回来。我们戴上耳机，听着音乐，边走边体会老师教给我们的音乐的节奏。那个时候也不知道天有多冷，已经冻得很是要命，而那五个烧饼也坚持不了多一会儿，走到家都已经11点了。 但是我们每一个年轻人在这个非常寒冷的冬天，都在九点多钟坚持走回自己的家里。
我发现人类有一种天性，当他们被压抑了以后，第一个要追求的东西就是人类需要的美，物质都是其次的东西。所以今天我们想起来都觉得不可思议，走路有那么难吗？确实很难。老师教给我们的这种走法是非常难的，要有节奏，又要非常平稳，又要非常轻松，又要潇洒，又要落落大方，不容易。 我们这些人坚持了一个冬天，总算是每一个人都有了变化，但在这个时候，其实已经淘汰了十名学员，只剩了六个男孩和十四个女孩。
模特的走法要有节奏，
又要非常平稳，要非常轻松，又要潇洒大方
1981年的春天，三月，冬天过去了，皮尔·卡丹对世界的发布会就要开始了，大家都紧锣密鼓地做准备。这场发布会设定在北京的民族文化宫，离我家不远。我们老想看一看那天我们要穿什么衣服，这些衣服从法国运来以后，直到最后一次彩排我们才看到。当我们看到这些衣服，全惊住了，用丝绸织出来的男装面料叫天鹅绒，那个颜色简直就像天鹅的羽毛一样，非常绒，非常富贵，手感特别好。它的颜色有海蓝的，有紫红的，有大红的，有黑的，有深蓝的，和它配套的都是领结和腰带。这是我们男孩穿的衣服，女孩呢，基本上都是用丝绸做的晚礼服，真的是非常漂亮。我们一直等着3月18号的发布会，很紧张，我们每个人在老师的指导下至少走了一百公里，水平已经不低了，但是我们没有上过T台，并不知道现场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
3月18号终于来了，我记得我穿上的第一套衣服是一身天鹅绒的男式西装，系着一个领结，穿着白衬衫，一条黑裤子配黑皮鞋。这些东西都是皮尔·卡丹先生特地安排好的，没有一样东西是我自己的。 我第一次穿着天鹅绒的衣服，当时的心情非常复杂，我不知道今天来的都是什么人。据听说，全世界的媒体都到了民族宫，他们都要报道今天的这个事情。因为改革开放，中国人以时尚的方式面对世界，请来了一个法国的设计师，设计了他们祖先留下来的一个遗产，这对世界来说非常之轰动。它的宣传已经影响到了世界，我不知道媒体到底会以怎样样的工具和条件在现场进行报道。
当我穿着那身蓝色的衣服走出去的时候，发现前面一片黑，闪光灯就像星星一样，一片一片地闪过。我没想到会有这么多的媒体，整个后边三层全是“啪啦啪啦”的拍摄声，但音乐依然在响。我按照既定的路线一直往前走，走到前面的时候，要求我们停留两秒，但是这时所有的闪光灯让我脑子里突然跳出了一个念头，我认为我自己在这个时候是站在了世界的面前。闪光灯的声音越来越大，我的眼睛已经基本上被晃得看不见前面的东西，前面有点朦胧，但此时我觉得这是我一生中能够代表这个国家面对世界的时刻，也是我们要走向世界的第一步。
想到这里我特别激动，心情有点失控，脸也觉得火热，只觉得眼睛里突然间觉得窜出了泪水。这是我第一次感到了我们的存在，感受到了我们中国民族的传承，和一个爱国的法国设计师对我们的帮助，我们对世界充满了感激。我们也感谢自己的祖先，能够在中华民族最需要财富的时候，能够以这样的状况被世界关注。我差不多停了得有一分多钟，眼前一直是照相机“啪啦啪啦”的声音，越来越响。我突然觉得自己该回去了，这个时间有点长。在我转身一走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慢，很多报纸都采用了我此时扭头再回去的照片，好像还有泪水从眼睛里甩出来的一个光点。这是被世界的报纸刊登最多的一张照片，而且很多的报纸都在这张照片下面写了这样一句话：“中国改革开放，中国的年轻人也有型有款。”这张照片，后来被我收留起来了。
贡海斌第一次走上T台的形象
我那天穿了四套衣服，全是晚礼服，各种天鹅绒。这场表演结束了，我们被世界媒体围了起来，有采访皮尔·卡丹的，有采访我们的，也有采访宋怀桂女士的。我发现采访我的人非常多，很多人都在问：“你是哪里的人？你是不是台湾人？是不是香港人，是不是日本人？”
我说：“我是北京人，我的家就住在民族宫的对面，西单。”
“不可能，不可能。你们的辫子什么时候被绞掉的？”
我说：“我爷爷那个时候就已经绞掉了。”
“你们那种小帽子还有没有？”
我说：“我出生了以后就不再戴这种帽子了，而且我的父亲也不再戴这种帽子。”
显然世界对我们的认识和我们当时的现状差异很多。
很多记者提出来：“能不能到你家去？”
我说：“干吗？”
“我们要看看你的家，证明你是不是北京人。我们觉得很诧异，不可能，我们想象的中国北京不是这个样子的。我们非常诧异，想去你家里看看。”
我说：“可以。你们去吧。”
后来在组委会的同意下，有七家媒体到了我们家，拍了我母亲的照片，也拍了我家的户口本，最后他们把这些照片全部发在了他们报纸的头版头条。
这么重要吗？直到几十年以后我才发现，当时我们选择了时尚，这是跟他们有共同的语言，有共同的认知。他们也许并不接受我们的开放，但他们接受了时尚。我觉得我们的国家真的很幸运，在这个时候做了一次正确的选择，解决了我们的美金贫乏，没有外汇的问题，同时又让世界看到了我们的人文，并不像他们所担心的那个样子。
从那一天以后，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就到了西方，做了大量的时装表演，推广了中国丝绸。从那以后，中国丝绸在世界上大卖，从1981年到1991年这十年间，它完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第一桶金——一万多亿美金。我们第一次走向世界，我们了解到世界原来是这样的，就像我们今天所说的人类的命运共同体，我们必须要有共同的爱好。当初我们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找了一个他们共同爱好的东西，打开了我们改革开放的大门。
时尚是人类共同的爱好
这场发布会完了以后，我们都非常高兴。从上午十一点多钟，我们接受采访一直到了下午一点半，也没有吃饭。后来宋女士买了很多果子面包，一人发了一个果子面包和一瓶北冰洋汽水，这就是我们的午餐。我们觉得这场时装表演在世界面前为祖国做了一次扬眉吐气的事情，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份，没有人问给多少钱，就是一个果子面包和一瓶北冰洋汽水。我们觉得非常高兴，一个普通的老百姓能够在这个时候为国家做出自己的尽所能，我觉得这是我们一生的光荣。
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晚上皮尔·卡丹先生邀了所有来华的嘉宾四百多人，在北京饭店的宴会厅进行晚宴。后来我们说：“我们能不能每个人挑一套我们认为比较好看的晚礼服，在晚上参加这个宴会呢？”皮尔·卡丹说：“当然可以，你们随便挑。但是今天晚上要参加宴会的话，你们必须去找一朵花，别在西装上面，因为晚会一定要带一朵花。”他很轻松地说完这个话，给我们四个年轻男士交待了一个任务，但是我们傻掉了。1981年的北京，这么一个城市，竟然没有一家花店，也没有一朵野花。在春天想找一朵花来，是难上加难的事情。
我是洗染店的工人，其国利是崇文区菜市场的售货员。他是卖菜的，但是很英俊。他说：“这个问题由我来解决。”
我说：“怎么解决？”
“不是找四朵花吗？我来找。我回单位一下。”
我说：“你那儿是卖菜的地方，怎么会有花呢？”
“你不用管，晚上一定不耽误，大家每人佩戴一朵。”
下午两点多钟他就回了单位。晚上五点多钟，他又跑回北京饭店，拿一张报纸裹了一些东西，捧着就来了。
我问他：“这是什么？”
“花！每人一朵。咱们完成任务了，必须得带上。”
当我们打开了报纸以后，里面是金灿灿的花，很饱满，后面用小绳都绑着。我们也识别不了这到底是一种什么花，但都是黄色的。我问他：“国利，这个是什么东西呢？”
“你别管了，戴上看好看不好看？”我们每个人都拿别针把这花别在了西装上。海蓝色的西装，一朵金光灿烂的花，好看！但这个花我自己也没见过，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花。他就说：“戴上，我觉得挺好看的。”
当我们出现在酒店里的时候，记者就围了上来。他们说：“今天你们表演得非常棒，你们非常时尚，非常好。中国人原来是这么棒！你们戴的这个花叫什么名字？”
我说：“我也是临时才找到才戴上的。”
“是皮尔·卡丹先从法国带来的么？”
我说：“衣服是，但这花是北京的。”
“这花叫什么名字，我们没有见过这种花。”
我当时脑子还是挺快的，我说：“这个花呢，就是北京的一种花，叫北京花。”
后来其国利跟我说了实话：“我回到单位，把所有韭菜的花全掐了下来，让我们的三个女同事把韭菜花都扎起来，还弄了一个别针。”
我听到他的这番话都快哭出来了，我们这样的一座城市竟然找不到花，在这样的一个酒会上，我们别的都是韭菜花，但没有失色，也没有掉价。其实我们的心里就想着一句话：“衣服是我们自己的，花满地都是，这个时间不远，很快就会到来。”
发布会结束后，皮尔·卡丹与中国模特合影
前排右侧第一位男士就是贡海斌
在那一瞬间，我们心里每一个人的心里都是悲壮的，不管别人怎么说，这是我们当年的初心。在我们改革开放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发展的速度过快，忽略了我们应该强调的一些东西。我们忘了我们的第一桶金是以时尚的方式，和祖先传承给我们的东西获得的。
有些人说：“贡先生，你当初的选择错了。如果你不从事这个职业，你继续拍电影，也许你会超过谁谁谁，那个时候还没有谁谁谁。”当很多人提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以前总是纠结和矛盾的。
但有的时候我回到家里，看到了皮尔·卡丹先生的这个包，这是皮尔·卡丹先生临走的时候，把这个包留给了我，说：“年轻人，看得出来，你是这群年轻人你的头儿，而且你是最认真的一个，好像也是年龄最大的一个。我把这个包留给你，以后做一个纪念。”我说：“好。”
皮尔·卡丹先生赠给贡海斌的皮包
看到这个包，我就想起了皮尔·卡丹先生见我面时说的那一段话：“能到这个国家来，是因为我崇拜你们的祖先。你们是世界上最早发明时尚和创造时尚的民族和国家，你们是第一个最为美丽富饶的国家。我带着这种崇拜的心态来设计你们祖先留下来的遗产，这是我一生的光荣。”
我现在都快64岁了，每当看见这个包，就想起皮尔·卡丹先生和他的这段话。我觉得当初的选择还是对的，因为我们发现时尚是人类的一个环境，正像我们祖先所说的衣、食、住、行，他们把“衣”放在了第一位。“衣”不光是物质，它也是一种文化，它是人类的环境，它可以改变你。如果你一生坚持下来，你的晚年一定和别人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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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嘉宾
郝景芳，作家，作品以科幻文学为主，2016年作品《北京折叠》获得第74届雨果奖最佳中短篇小说奖。 2017年，出版《人之彼岸》获2017年度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最具潜力新人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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