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一所学校名叫西南联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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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继续来说西南联大的故事。
从1937年开始,清华、北大、南开这三所学校因为日军侵华的缘故,迫不得已,把学校南迁,一路辗转,最后来到了昆明,并建立了西南联大。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三位校长也付出了不少辛劳,终于在战火中保全了学校,让全体师生有了学习和栖身的地方。但是他们到了昆明就彻底安全了吗?其实并没有。日本的飞机仍然会飞到昆明。
以侵华日军推进的速度,按说不可能这么快就到云南,不然当初大家也不会落脚在昆明办学。那么这日本的飞机是从哪儿来的呢?实际上,在昆明能看到的飞机,的确不是普通的日军飞机。

滇缅公路示意图
大家可能听说过一条公路,叫滇缅公路。这条公路最早修建的意义,就是为了把中国在战时从国外买来的武器、物资,从这里运进来,它有很重要的军事战略作用。既然在军事上很重要,日军就不可能留下这条路,一定会把这条路切断。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日军调派了100架飞机,专门封锁滇缅公路。这些日本飞机在当时特别的猖狂,他们知道昆明没有防空力量,所以经常就飞过去练习轰炸。也就是说,他们把昆明这座城市当成训练场,当成靶子打。
在当时,只要这些飞机一来,昆明就会拉警报。大家一听到警报响,不管在做什么,都要赶紧往山里跑,去躲避有可能掉下来的炸弹。汪曾祺先生以前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名字就叫《跑警报》。

西南联大中文系的李荣、汪曾祺、朱德熙
(从左至右)
说到汪曾祺先生,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他是非常有名的作家。汪先生是江苏高邮人,高中毕业之后,在1939年考上了西南联大,在学校里读中文系。他写东西很有意思,在他的文章里,不太容易见到苦大仇深的东西,明明是一件很危险,或者有些伤感的事情,他总能用极其轻松的文笔写出来。尤其当老先生聊到美食,更是让人看得垂涎欲滴。
在2012年,我去了一趟昆明,因为是第一次去,所以我看什么都新鲜,总想对这个城市能多一些了解。于是我便留出来时间,在昆明到处闲逛。有一天,我去云南大学里逛了一圈,从那里出来之后,误打误撞地遇见了一家书店,名叫麦田书店。这是一家独立书店,店面很小,但是给人感觉却非常好。
我在麦田书店流连半天,非常喜欢那里,便买了本书,叫《汪曾祺写云南》。光看书名,就知道这本书的内容肯定和云南有关,而且汪先生早年又在西南联大读书,所以这书里的大半本的内容,都在讲他上学时候的故事,这其中就有那篇《跑警报》。

遭到日军轰炸的昆明市区
汪先生说,在他刚到昆明的头两年,昆明的空袭警报几乎每天都响,甚至一天还能响两次。因为当时的昆明没有防空力量,所以日本的飞机想来就来。有一次,广播就里说,在明天会有27架飞机过来轰炸。本来这是件很危险的事,可是汪曾祺先生怎么说呢?他说日本人真是言而有信,说来准来。言外之意,是说日本人还挺说话算话的。所以从这么一个小小的细节,就能看出来汪先生的文字非常诙谐,甚至我觉得这是一种很“淘气”的文字,让我非常喜欢。
空袭警报来了怎么办呢?大家就得往郊外跑,往山里跑。为什么要用“跑”这个字呢?因为汪先生觉得,如果说是躲警报,显得太消极,要是逃警报,又太狼狈。所以说跑警报,就显得很从容。那么是不是真的很从容呢?可能有的人还真是这样。
汪先生有一个同学,姓马。这位马同学每天早起有个习惯,看天。只要是万里无云,大晴天,不管有没有警报,他都背上一壶水,带点儿吃的,拿一本李商隐的诗,就去郊外了。等到太阳快落山了,日本的飞机不会再来了,他再慢悠悠地回来。这在大家看来,可能真是够从容的,不过这样的人,在当时毕竟也是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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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昆明警报不是只有一种响声,它根据飞机距离的远近,分成了三种声音。因为警报响得实在太频繁,所以后来大家都找到了窍门,知道哪种警报很危险,哪种警报只是一种提示。
大家在跑警报的时候,虽然不是都像马同学那么从容,但这其中的确发生过不少有意思的事情。当时在跑警报的时候,大家一般都会把最值钱的东西随身带上。在那个年月,最值钱的东西,非金戒指莫属。但是大家在跑的时候都比较慌,有时候金戒指就掉了。所以有的同学发现这个情况之后,每次等到警报解除,在回去的路上,都特别注意脚下,结果当真捡到金子了。
除了这些跑警报的同学,还有个别胆子大的同学不跑警报。比如有一个女同学,只要警报一响,别人都跑了,她不但不跑,反而要到水房打热水洗头去,因为那会儿没人跟她抢热水。再比如,还有个男同学也不跑。他爱吃莲子,别人都跑了,他就开始煮莲子,等警报过去,他的莲子也煮好了。

抗战时期西南地区城市防空预警用的灯笼
那么联大的学生面对警报是这样,老师又是什么样呢?一样很有意思。比如说,有一位研究印度哲学的金先生,他每次跑警报,随身都要带一个箱子。这箱子里装的什么呢?全是他女朋友给他写的情书。可见这位金先生把情书看得比命都重要。
除了这位金先生,当时还有另一位金先生,也特别有意思。这位金先生就是金岳霖。金先生是哲学家,学术方面的成就非常高。他在联大教书的时候,警报一来,他有时跑,有时不跑。不跑的时候就是他在写书,因为太入神儿了,根本没听见警报响。后来大家觉得这样太危险,一定要金先生跟着跑出来。等到警报再响的时候,金岳霖先生确实跑出去了,而且随身带着他没写完的书稿《知识论》。结果等警报解除,金先生却发现自己的书稿丢了。这可把金先生郁闷坏了,都写了70万字了,这可比金子值钱啊,全白写了,还得重来一遍。

从左至右:周培源、梁思成、陈岱孙、林徽因、梁再冰(梁林之女)、金岳霖、吴有训、梁从诫(梁林之子)在昆明的合影
我在看那本书的时候,发现汪曾祺特别喜欢爆老师的料儿。他在书里说,金岳霖先生的样子很怪,总戴个帽子,上课时候也不摘下来。给新同学上课的第一句话就说,我眼睛不好,所以不能摘帽子,请大家见谅。但是大家特别奇怪,眼睛不好和戴帽子有什么关系吗?谁也搞不明白。不过金先生的眼睛确实有些问题,后来在美国讲学的时候,才把眼睛治好了。
金先生在西南联大给大一新生教逻辑学,在上课的时候,金先生非常幽默,在同学跟前也没架子。有一次上课,有个同学问他《红楼梦》与哲学有没有关系。金先生回答说,《红楼梦》里的哲学不是哲学,然后开始给同学讲。讲到一半的时候,金先生突然停了,然后跟同学说,对不起啊,我这儿有个小动物。大家都没反应过来,怎么突然来这么一句呢?只见金先生把手伸到后脖领子那里,特别得意地捏出来一只跳蚤。现在真的很难想象,一个大教授,一个大师,能在学生面前表现出来这么调皮的一面。

晚年的金岳霖先生
金先生虽然很幽默,也没架子,但是他单身了一辈子,一直没结婚。因为他始终非常喜欢林徽因。林徽因去世得比较早,在她去世很久之后,有一天,金先生要在北京饭店请一些老朋友吃饭。见面之后,这些老朋友便问他今天是什么日子,为何要请大家吃饭。金先生却幽幽地说,今天是徽因的生日。可见金先生对林徽因的感情之深。
金先生晚年的时候不太喜欢出门,天天只呆在家里。有一次,毛主席跟他说,你要多接触接触社会。金先生听完之后,觉得主席说得对,便找了个蹬平板儿三轮儿的人,让人家每天带着他到王府井转一圈。那时候的金先生已经将近80岁了,每天坐在平板儿三轮上,到了王府井,他自己也觉得大街上什么都新鲜,真是特别可爱的一个老头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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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跑警报之外,联大学生在昆明的生活可谓有苦有甜。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跳蚤和臭虫非常厉害,咬得人浑身痒,睡不着觉。女生爱干净,要把虫子捉一捉。可是男生一般不太讲究,便和臭虫一起睡了,美其名曰,和平共处。
在昆明的时候大家没什么钱,可是年轻,嘴又馋,想吃零食怎么办呢?这时候不知谁说吃胡萝卜可以美容,结果联大的女同学就开始吃萝卜。所以在当时,就出现了特别有意思的一幕,这些女生一边读着外国诗歌,一边嚼着萝卜。倘若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特别赛博朋克。

下课后的联大学生
那么除了没什么钱,住宿条件不太好等辛苦的方面之外,西南联大同学在昆明的生活,实际上还有很新奇,或是很美好的一面。最典型的,就是云南美食,这又要说到汪曾祺先生了,因为汪先生对美食绝对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说到云南美食,可能大家首先想到的便是过桥米线。据汪先生说,在昆明的正义路有一家店,这家店的招牌好像没人注意,都记得他们家卖过桥米线,最后过桥米线就成了这家店的招牌。这家店的米线特别好吃,因为首先就是汤好。汤的表面有一层鸡油,看着没什么热气,但实际上特别烫。据说有一个司机,不知道过桥米线该怎么吃,汤端上来之后,他直接喝下去了,竟然被烫死了。除了这汤,这家店的用料也好,鸡片儿,鱼片儿,腰片儿,火腿片儿都切得极薄,推进汤里也就烫熟了。不生不老,恰到好处。

过桥米线
另外汪先生在书里还提到了蘑菇,在云南似乎被大家叫作菌子。汪先生非常喜欢鸡枞,这种菌菇专门长在白蚁窝上,它的菌盖不大,真正吃的地方是菌把,确实很香。在菌子之外,汪先生在书里面还谈到了其它云南美食,比如饵丝,蒸菜,云腿月饼等,我就不在此做太多介绍了,我们继续来说联大学生在昆明的生活。
这些联大的学生,可以说个个都是高材生,但实际上,他们并不是人们想象得那么老实,他们也逃课去泡茶馆儿。泡茶馆儿是联大学生特有的说法,昆明当地人都叫坐茶馆儿。因为联大学生在茶馆儿里呆的时间远比当地人要长,所以就由北京来的同学起了这么个叫法,因为“泡”就是北方的方言。

民国时期,昆明光华街上的米线摊
这些学生去茶馆儿也不是做别的,除了喝茶,还是换个地方看书或写东西。比如两三个学生一大早就来到茶馆,找个靠窗户的位子坐下,一上午的时间,互相之间谁也不理谁,都在那里看书、写文章。有的茶馆儿离翠湖很近,风吹过来,自然的湖水的味道,令人心旷神怡。
这其中,有一个姓陆的同学,特别能泡茶馆儿。据说这个同学特别怪,他以前骑着自行车游遍了半个中国。那是1930年代,能做出这种事情来,绝不是一般人。就算换作今天,也没多少人能骑自行车走过半个中国。这个陆同学当时整天泡在一家茶馆儿里,最后干脆把洗漱用具也放到茶馆儿里去了。每天早上过来之后,他先在茶馆儿里刷牙洗脸,然后泡一碗茶,吃两个烧饼,就一直看书。到了中午,他就出去吃饭,吃完饭回来,再泡一壶茶,接着看书。等天快黑了,他吃完了晚饭,还要泡一壶茶,继续看书。一直到很晚的时候,大街上没什么人了,他才抱着一本特别厚的书,回宿舍睡觉。当时在联大读书,学生们都是非常自由的,只要做完了分内的功课,再去做什么,都没有人管。不过像联大学生这种泡茶馆儿的做法,在昆明当地人看来,好像是不太能理解的。

昆明的老茶馆
这些联大的师生到了昆明之后,和当地老百姓互相看着都觉得新鲜,可又有点儿看不惯。比如说,在那个时候,昆明的商店在中午之前并不开门营业,联大的学生便觉得昆明人都不太勤劳。而昆明当地人看这些联大的学生,又觉得他们连衣服穿得都那么别扭,因此会有些小误会。
后来有一次,一个联大的老师在报纸上发了一篇文章,叫《云南人与牛》。这文章的本意是说云南人很淳朴,很憨厚,原本是一片好意。但是云南老百姓没看懂,觉得这老师怎么能把云南人当牛看待呢?于是发生了一些小摩擦,一直声讨这个老师。后来有云南当地的作家开始思考本地人和外地人之间的关系,也写了文章,算是把矛盾缓和下来了。而且大家相处时间长了之后,也都理解了对方的生活方式,相处就变得很和谐。另一方面,因为这些从外地来的联大师生的存在,也确实让云南当地的文化发生了一些改变,慢慢开始形成了一个很特殊的,也是崭新的文化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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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完西南联大学生在生活方面的事情,我也来说说他们在学校里的事情,我们看看那些大师是如何给学生上课的。
我们先来说沈从文先生。我们之前说过,沈从文先生是研究中国古代服饰的大师,而实际上,这只是沈先生学术成就的一个方面。在这之外,沈先生在文学方面的造诣也是相当之高。在西南联大的时候,沈先生在中文系教课,他在教写作的时候,一向不赞成命题作文,而是让学生想写什么就写什么。这应该和今天的作文课非常不一样。有的时候,为了让同学们练笔,他偶尔也会出一个非常小的题目让大家来写。比如说,沈先生在教课的时候出过这样一个题目:我们的小庭院有什么。这样的题目,大家回想一下,这不是我们上小学的时候老师让写的东西吗?不就是做个空间的描写吗?把这种题目给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写,是不是有点儿小题大做了?

青年时期的沈从文先生
其实并不是。沈先生认为写文章要练基本功。别小看这种片段的写作练习,能真正写好,实际上不算容易。如果不练这种基本功,上来就写所谓的大文章,写出来的东西肯定就是空洞的。
学生把作文写完了之后交上去,沈先生不是只打个分,写个“阅”就完了。沈先生对待学生的作文是极认真的,他要给每一个学生写读后感,要点评这些学生写出来的文章。有的时候这读后感甚至写得比学生的作文都长,这就能看出来沈先生有多重视学生的作品了。
除此之外,沈先生还会帮学生找各种学习资料,有的资料不好找,沈先生就把这些资料都抄下来,等上课的时候,一张一张发给学生。沈先生这种教学的态度,我觉得不是仅仅用认真二字就能概括的,这背后有他治学的精神。

在艰苦环境下学习的联大学生
其实在西南联大,不光沈先生这样教书,再比如朱自清也是,他也一向亲自给学生改作文,从不让助理做这些事。其他先生在这方面也差不多,我便不举太多例子了。
联大的老师如此教书,学生又是怎样学习的呢?我也来举个例子。我们不说文科了,改说理科。我们之前说起过一个在联大教书的先生,叫吴大猷,他是一位物理学大师,被誉为“中国物理学之父”。吴先生有个学生,叫李政道。李政道在上学的时候,天资非常好。他最早考上了浙江大学,学的是物理。后来浙大的老师发现他在物理方面特别有天赋,便觉得他应该去更好的学校深造,因为在当时,浙大的师资力量比西南联大还是要差一些。所以读完大一,浙大的老师就把李政道推荐到西南联大读书去了。
李政道去了西南联大之后,首先找到的就是吴大猷先生,而且跟吴先生做了很深入的交流。最后交流的结果是,李政道可以直接上大三的物理课,等于跳级了。读书时候的李政道特别喜欢钻研,没用多长时间,他就把大三、大四的物理都给学完了,天资真的是非常好。读完了大四物理怎么办呢?他还想读。但是这时候有一个问题,吴大猷先生的太太阮冠世因为生病,卧床不起。吴先生没办法出去教书,只能在家里照顾太太。

吴大猷先生和妻子阮冠世
这时候,李政道和几个吴大猷先生带的研究生一起到了吴先生家里,就在他家里上课了。除了上课,他们当然也要帮忙照顾一下师母,帮吴先生做做家务。而吴先生也觉得李政道确实是个做物理研究的好苗子,所以在李政道入学两年之后,吴大猷就带着他和朱光亚,到美国留学去了。李政道也就从这时候开始,一步一步踏上了自己的物理学大师之路。
在李政道去美国的同一年,吴大猷的另一个学生杨振宁,也在美国读书,还没有毕业。杨振宁出国之前,在西南联大做毕业论文的时候,也是不停去找吴先生交流。吴先生当然没有端着大教授的架子,真的给一个本科生指导论文。其实不管是李政道,杨振宁,还是吴先生,这一教一学都是特别认真严谨的。

杨振宁、李政道和恩师吴大猷1990年代的合影
后来到了1957年,杨振宁和李政道又通过不断地努力,一起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那一年,他们两个人特别年轻,杨正宁35岁,李政道只有31岁。获奖之后,他们也分别给吴大猷先生写信,不忘师恩。李政道和吴大猷先生一直情同父子,这也是西南联大师生情谊的一段佳话。当然,除了杨振宁和李政道之外,西南联大其他的学生也是同样用功,不然也不会走出来那么多的院士和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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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的学生在读大一的时候是不分专业的。很多课程,所有学生都要学,没有文理科之分。当时给大一新生上课的人,全都是大师级的教授,比如沈从文,闻一多,王力这几位先生。他们给大一新生教的学问特别杂,诗词歌赋,古今中外的名著,什么都讲。最后就会让这些学生形成了一种风格,就是文科生不迂腐,相信科学;理科生,不木讷,有人文情怀。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事情。
咱们我们总在说文理分科,确实,分有分的必要。但分了学科,并不等于就要排斥另一种学科,反而应该在做好本学科的同时,去更多地探索和接受不同学科能给自己带来的一些东西,这也是一个人的包容性所在。一个人对世界的认识,绝对不是用文科、理科来区分的。

西南联大中文系全体师生在教室前合影。
二排左起:浦江清,朱自清,冯友兰,闻一多,唐兰,游国恩,罗庸,许骏斋,余冠英,王力,沈从文
在西南联大教书的很多先生,不管文理科,都能写文章,都在追求科学。所以说,西南联大的学生在这方面是非常幸运的,因为在他们身边有太多能够丰盈他们思想的人,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让他们走上一条独立且自由的求学之路。
我们以前应该都听过这么一个说法,如果说起来某一个学校,家长都会说这个学校的校风怎么样。这校风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每一所学校应该都有校训,有的学校还有校歌,这校训、校歌又是什么呢?其实我觉得校训也好,校歌也好,它不是给我们喊口号,应付领导视察用的,而应该是一所学校最核心的精神。在这种精神长期的指引和浸润之下,这个学校的老师和学生,就会形成特有的一种风气。不管这种风气好与不好,基本上都会代代相传,一旦形成,想要改变是很难的。

西南联大校歌简谱
西南联大校歌有这样一句歌词: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当时联大的学生说,我们就是要做人杰。而联大的校训,叫作刚毅坚卓,我们也可以看看,从西南联大走出来的学生是不是都如此。我觉得教育的本质,在于树人。
所以我觉得,读大学的意义之一,就是塑造一个人的精神。我们读大学,除了拿学历,找工作之外,偶尔也需要去想一想,我们这一辈子到底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个问题可能很务虚,它不会让我们很快找到工作,更不会让我们一夜暴富,但人这一辈子,总需要一些无形的东西来指引我们往前走,不然就会没有方向。

西南联大确定校训“刚毅坚卓”的布告
我知道听节目的朋友有老师,也有学生。老师讲课很辛苦,学生寒窗苦读也不易,毕业了,如果能找个好工作,这是大家都希望看到的事情,我们千万不能空想,不能不讲究实际,毕竟我自己也是这样走过来的。不过我还是希望能用一些务虚的东西,让大家多一点额外的思考,也和大家做一个共勉。我相信它不是没用的东西。
西南联大的故事到这里并没有讲完,这里的学生在毕业之后各有各的归宿,甚至有人最后从了军,战死沙场。那些教他们学问的大师,包括我们之前提到的三位校长,很快也要面临人生的抉择,最后迎来不同的命运。
- 未完待续 -

本期背景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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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禾风中的思念 - 陈建年
▶ Bella (for Bette) - Michael Hoppé
▶ Tears and Roses with Alyssa Park - Michael Hopp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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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mewhere over the Rainbow - Tommy Emmanu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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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ニューシネマパラダイス - 溝口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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