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一所学校，名叫西南联大（下）

曾有一所学校名叫西南联大.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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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在昆明的八年时间里，虽然教学、生活都在进行，但那毕竟是一个动荡的战争年代，大家不可能不受到战争时局的影响。所以西南联大的很多学生，最后也被卷入了这场战争当中，纷纷放下书本，选择了从军。

在当时，西南联大的学生从军，先后有过几次高峰。第一次是在1937年，当清华、北大、南开这三所学校迁到长沙的时候，有一部分学生便不再读书了，而选择了参军抗日。

第二次高峰是在1941年，国军的空军第一次在全国大学生当中招收空军飞行员，这时候又有一批学生报了名。但是空军飞行员对身体素质的要求极高，他们入选合格的比例最多也就百分之一，所以最后真正进入航校的学生，其实没那么多。不过即便如此，还是有十多位西南联大的学生，成功入选了飞行员。但是很可惜，这其中一多半的人，后来全都牺牲了。

参加空军的联大学生在昆明机场合影

到了1943年，1944年的时候，西南联大的学生又有了一次从军的高峰，而且人数特别多。当时的美国已经对日本宣战，他们派了军队帮助盟国抗日，彼时的中国也有美军参与抗战。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就需要大量的英文翻译。而且当时蒋介石说过一句话，叫作“十万青年十万军”，号召大学生从军，所以很多大四的学生，在这个时候，就必须要被征调到军队里面去做翻译。如果不去从军，就不发毕业证。所以才会有那么多学生都去当了兵。

从军打仗虽然很危险，而且这种从军的情况，实际上在当时也变成了一种摊派任务，可是西南联大，也包括其他大学的学生却都很积极。除了极个别人宁愿不要毕业证也不去当兵，其余绝大部分的学生，都义无反顾放下了笔，穿上了军装。这其中也包括梅贻琦校长的儿子，梅祖彦。

1953年，梅贻琦夫妇与儿子梅祖彦在美国费城

当时征调参军的人，本应该是大四的学生，而才读大二的梅祖彦却特别积极，很想去参军。其实梅贻琦先生并不是很支持梅祖彦的想法，因为能读大学也不容易，更何况这大学刚读了一年多，如果从了军，学业就荒废了。可是学校里面从军抗日的气氛非常高涨，所以梅祖彦最后没听他爸爸的话，就去当兵做了翻译。也正因为如此，梅祖彦耽误了学业，没拿到西南联大的毕业证。等战争结束了，他又到美国重新读了大学。除了梅祖彦之外，他的二姐梅祖彤也上了战场，在救护队工作。连大学校长家的孩子都往军队跑，这就能看出来，在那个年代，大学生从军的热情有多高涨了。

不过他们大部分人，参军的时间相对都比较短，把日本人打跑了，这些人很快就脱掉了军装，该读书读书，该做学问做学问。不过也有的人很快适应了军队的生活，最后留在了军队。

1939年梅贻琦一家在昆明的合影

前排男孩是梅祖彦，后排右一是梅祖彤

西南联大有一个学生叫李俊清，他的哥哥是空军，驻扎在昆明。后来学校要求学生去从军的时候，李俊清的哥哥就出面，把他也调到了空军，还派他去印度学习。到了印度之后，李俊清的心思好像完全没在打仗上，全都在观察印度当地的风土人情和文化风俗。而且在印度的时候，他还见到了泰戈尔。可见李俊清虽然去从军了，但内心还是没把做学问的劲头放下。幸运的是，他一直没有负伤，最后顺利回国了。

抗战胜利之后，李俊清想复员，但航校的领导非常喜欢他，不想让他走，李俊清只好留在部队了。他一度想回西南联大去找他的老师吴宓，但这时候他发现自己的老师已经不在联大了，终于也没能再见面。后来李俊清被航校领导推荐，去当了蒋经国的贴身英文秘书，并跟随国民政府去了台湾。他这19年的秘书生涯，大部分的时间，都和蒋经国呆在一起。

李俊清晚年还保存着老师吴宓批改的作业

李俊清到了晚年的时候，终于没再从军或是从政了，反倒选择了去台湾东吴大学教书，在那里做了教授，主讲诗歌翻译。他虽然一辈子大部分时间都在和政治人物打交道，但在他心里面，却一直都保持了西南联大带给他治学的态度和精神。可能也正因为有了这些东西，才能让他在那样一个纷乱的年代里，可以给自己的内心留一片宁静。

其实李俊清也好，梅祖彦也好，他们从军的经历虽然不太一样，最后的命运也不一样，但都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在当时抗日的环境下，不管政府是不是有征调的要求，这些西南联大，也包括其他大学的学生，都有一颗赤子之心，这也是一种贵族精神。

面对学生被征调去从军的情况，西南联大的老师是比较支持的。他们觉得学生首先就应当是爱国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但与此同时，他们也有一个顾虑，就是政府征调这些大学生去当兵，是不是在为以后打内战做准备？如果是为了抗日，大家当然义无反顾。但如果是为了内战，大家肯定是不愿意的。

当时抗战已经有了胜利的端倪，所以国共两党都要为以后的局势做准备，那么这种准备，肯定要渗透到全国各地很多地方，也包括大学里面。在当时的昆明，国民党安插了很多特务，整座城市都笼罩在白色恐怖的气氛当中。而另一方面，我们也有一些地下党同志潜伏在昆明，双方都在暗中较劲。而且有一些西南联大的老师和同学，在当时也已经参加了地下革命工作。

参加“一二·一”运动的联大学生

在抗战结束的时候，在我们地下党同志的领导下，昆明很多师生和百姓，发起过很多次反内战，反独裁的活动，这其中就包括一场影响力最大的“一二·一”运动。在1945年12月1日，昆明很多青年教师和学生参加了游行，反对国民党在当时的作为。但是这过程当中，有四个人被国民党特务扔的炸弹炸死了。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整个昆明的人愤怒了，大家纷纷站出来声讨国民党的做法，并且声势浩大地给这四个人送葬，事情闹得沸沸扬扬。

蒋介石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勃然大怒，把梅贻琦先生骂了一顿。面对这种情况，梅先生没说太多，只说回去之后先组织学生复课。可是国民党特务在这个时候并没有收敛，反而先后杀害了民主同盟的李公朴，和西南联大的闻一多先生。这场学潮运动，最后仍然是以悲剧收场的。

1946年5月4日，西南联大举行结业典礼，

梅贻琦主持典礼，宣告西南联大结束

在同时期，西南联大基本上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清华，北大，南开这三所学校的领导，分别派人提前回到北京天津，去做一些复校的准备。在1946年5月4日，梅贻琦先生最后一次在西南联大开了大会，宣布这个学校结业了。在那一天，他带领大家唱校歌，并揭幕了西南联大的纪念碑。在这块纪念碑上面，除了冯友兰撰写的碑文，还刻着西南联大从军的800多名学生的名字。在这之后，大家很快踏上了返回北京和天津的路途，这所光辉灿烂的学校，从此便不复存在了。

西南联大在昆明的时候，从建校到办学，一直受到云南当地很大的照顾。所以为了感谢云南百姓，西南联大最终把教育学院留了下来，开始独立办学，并沿用以前的校区，在后来建立了昆明师范学院。在1984年，这所学校改了名字，成为了今天的云南师范大学。西南联大的旧址在1985年成立了博物馆，现今就在云南师范大学的校园里。每年都会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联大校友来到这片故土，纪念他们的学校，纪念教过他们的先生，也怀念自己的青春。

离开昆明之后，清华、北大、南开这三所学校很快在北京，天津的校园里复课了。不过这三位校长，很快将要迎来一次命运的选择，毕竟大家在当时面临的是一个政权交替的环境。

梅贻琦先生回到北京之后继续担任清华大学的校长，但是在后来，他觉得自己并不适合留在大陆。所以在1948年年底的时候，梅贻琦离开清华，去了南京。到了南京之后，国民政府想安排梅先生做教育部长，但是梅先生没有同意。他觉得自己丢下清华大学跑出来做官，这样不太好，但是他也没有再回到清华大学去。在1949年6月，梅贻琦辗转欧洲，很快又去了美国。因为庚子赔款的退还基金就在美国，所以梅先生是想把握住清华基金。

面对这个情况，大陆和台湾都开始积极争取梅先生回来。但是梅先生一连好几年，都留在了美国，哪里也没去。最终在1955年11月，在台湾当局不断地邀请之下，梅先生选择从美国去了台湾。

梅贻琦考察新竹，筹备建立台湾的清华大学

到了台湾之后，梅贻琦选定了台湾的新竹，用清华的办学基金在那里又建了一所清华大学。新竹清华大学的建筑、布局，和北京的清华大学非常相似，而且这两个学校一直以来都用着几乎一样的校徽，遵守着一样的校训。虽然分别在海峡两岸不同的地方，但两个学之间却互相认同，也都把梅贻琦先生当作这个学校永远的校长。

虽然梅贻琦去了台湾，但是他的儿子梅祖彦最终回了大陆，并在北京的清华大学任教。可见梅先生不光在治学方面讲究民主和自由，在面对孩子的教育问题上，也是同样的态度。虽然他们两人是父子，但是完全可以追求各自的政治信仰。在这方面，我相信梅先生要强过太多中国的父母。

另一方面呢，梅先生的太太韩咏华也没有去台湾，自己留在了美国。梅先生在台湾挣的钱是台币，所以就算他给韩咏华寄钱过去，也根本解决不了生计问题。最后韩咏华只能在美国打工维持生活，日子过得特别不容易。这时的梅贻琦忙着建台湾清华大学，名义上是教育部长，可实际上连住的房子都没有。1958梅先生累病了，这时候才他让韩咏华去了台湾。但是在这之后，梅先生身体情况一直不好，最后在1962年5月19日，梅贻琦在台湾离世了。

坐落在新竹的梅贻琦墓

梅先生在生前总是随身带着一个手提包，那个手提包谁也没动过，谁也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梅先生走到哪就把手提包带到哪，最后住院了，还把它藏起来，弄得挺神秘。等他去世之后，他的秘书把那个包找出来，当着所有人的面打开一看，里面全是清华基金的账目，每一笔都记得特别清楚。他掌管着数额巨大的基金，但从来没有出过任何问题，我相信在这个时候，没有人会不佩服先生的为人。

梅先生去世之后，就安葬了在台湾清华大学附近的山上，学校里也有他的陵园，取名梅园。梅先生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清华，也因为他的缘故，两岸的清华才会彼此认同，这个世界上应该不会再有第二所学校是这样的状态。直到今天，每年都会有很多清华学子来到这个地方，祭奠永远的梅校长。

1945年，蒋梦麟辞去了北大校长的职务，又做回了老本行，从政去了。那么既然是从政，他就绝不可能留在大陆了，所以最终跟着国民政府去了台湾。

蒋梦麟先生从政的时候，主要做了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做“农复会”，就是对台湾进行土地改革，刺激生产，复兴农业。而另一件事情，就是主持修建石门水库。这个水库在台湾的桃源县，它作用是发电，灌溉和旅游。

1958年，蒋梦麟（中间戴眼镜者）荣获被誉为“亚洲的诺贝尔奖”的“麦格赛赛奖”，以表彰他对台湾农业复兴的贡献

这两件事情，蒋先生做得都非常好。但是工作虽然不错，但蒋先生的健康状况却越来越差，最后在1964年，79岁的蒋先生得了肝癌。在他生病之后，陈诚去医院看望他。陈诚是军人出身，当时已经是台湾所谓的“副总统”了。他去看蒋梦麟的时候，跟他说，好好养病，咱们都活100岁，然后一起回大陆。我相信当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不管是蒋梦麟，还是陈诚，他们的内心都是非常苦涩的。因为他们其实谁都明白，大家都不可能再活着回到大陆了。

就在这一年的6月14日，端午节这一天，蒋梦麟主持修建的石门水库终于竣工了，但是他因为身体原因，没办法去参加竣工仪式。四天之后，蒋梦麟的人生终于谢幕了。一年之后，当初来看望他的陈诚也离世了。这两个人最后全都安葬在了台湾，他们虽然身居高位，但谁也没能再回到大陆，再回到自己的家乡去看上一眼。

蒋梦麟（1886-1964）

蒋梦麟先生在北大的时候，总共做了15年校长，到今天都是北大历任校长里面在位时间最长的人。他在1945年离任之后，本来是由胡适接替他出任北大校长，但是当时的胡适还在美国，所以空档的期间，便由傅斯年出任北大代理校长。

现在很多人都说胡适和傅斯年是西南联大的人，但实际上，这两个人在联大的位置都比较边缘。胡适几乎没到任就去美国了，而傅斯年在联大的教授也是兼职。所以说，他们和西南联大是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但他们和北大的关系，却是完全不一样的。

在北大迁回了北京之后，国民党在国内战场上节节败退，眼看在大陆的政权保不住了。而胡适和傅斯年都属于既做学问又从政的人，所以他们也不可能留在大陆。在1949年年初的时候，胡适和傅斯年分别离开了大陆。胡适去了美国，蒋介石希望他去游说美国介入解放战争，而这个愿望最终落空了。傅斯年则去了台湾，继续办教育，国民政府希望他能在台湾把北大继承下来。

台大校长傅斯年

可是傅斯年到了台湾之后，不太可能再重建一个北京大学。一方面是没有经费，另一方面，在台湾建一所北京大学是很奇怪的事，所以傅斯年最终去了台湾大学。在这时候，他向北大其他老师发出邀请，希望毛子水，姚从吾等人也能去台大教书，而他们也都同意了。于是在傅斯年的管理下，1949年的台湾大学，很快聚集了一批北大的老师，甚至连学生也有跟着过去的。

他们在台大的时候，他们依然延续了以前在北大时候的办学风格，坚持自由主义思想，坚持学术独立。既然有教学的班底，又有一贯的风格作为指导，所以台大很快就变得和以前不一样了，很有北大的气质，甚至一度还被人叫作“小北大”。但是非常可惜，只过了一年时间，傅斯年就因为脑出血去世了。在他去世之后，本来蒋介石希望胡适接替他来做台大校长，但是胡适因为身体问题没能接任，最后便由钱思亮做了台大校长，而且做了很长时间。钱思亮在大陆的时候是北大的教授，也是西南联大的教授。所以虽然校长换人了，但这个学校仍然还在延续北大的风格，就这样慢慢发展，一直到今天。

台大内为纪念傅斯年而建的傅钟，傅钟启用后成为台湾大学的象征，每节上下课会钟响二十一声，因傅斯年曾说过：“一天只有二十一小时，剩下三小时是用来沉思的。”

今天的台湾大学，清华大学，可以说就是台湾地区最好的大学，他们也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人才。但大家要知道的是，这些学校的根儿，都在大陆，而且这些学校里的老师和教授，很多也都是当年西南联大的人。所以说，西南联大培养出来的人才，其实一直滋养着两岸三地，也包括香港的学子。

1946年，西南联大迁回北京、天津之后，张伯苓先生并没有回去，而是一直留在重庆。临近解放的时候，周总理给他的校长张伯苓先生写了一封信，希望他能留在大陆。其实在这个时候，蒋介石也向张先生发出了邀请，希望他能去台湾，甚至三天两头派人去张先生家里去做工作。但张伯苓先生最后并没有走，还是留在了大陆。1950年，张先生从重庆回了北京，见到了周总理，很快又回了天津。一年之后，张先生便在天津病逝了。

张伯苓先生和梅贻琦、蒋梦麟相比，各方面的情况确实不太一样。梅贻琦、蒋梦麟都是从小读书，并且留洋回来的，而张先生则是从军队出来办的教育。另一方面，梅贻琦和蒋梦麟，几乎都是一边从政，一边在做教育，但张伯苓不是。他虽然也很短时间里当过考试院长之类的官儿，但绝大多数的时候，他只是守着他的南开。而且张伯苓在做教育的时候，除了正常的书本，他还特别重视音乐和体育的教育，另外他也是第一个在中国倡导奥运会和奥运精神的人。所以如果单从教育的角度来说，张伯苓先生可能要更纯粹一些。

重庆南开中学内的张伯苓先生塑像

但是也很遗憾，张伯苓在1950年回到天津之后，就因为他做过三个月国民政府的考试院长，结果天津当地政府对他并不怎么友好。那一年南开校庆，张先生特别想去参加，那毕竟是自己一手创办的学校。可是天津市的相关领导不允许他去，最后张先生也就真的没能去成，甚至到他去世，都没能再回南开去看一看。这对他来说，大概是非常失望的。

不过张先生创办的南开，在今天已经非常的壮大了。在天津，乃至在全国，说起南开这两个字，谁都知道这所学校的分量有多重。而且在大学之外，天津南开中学，天津第二南开中学（前南开女中），以及重庆南开中学这些同样由张先生创办的学校，现在都沿用相同的校训，也都在各自开花结果，依然延续着名校的风采。如果张先生在天堂能知道这些的话，应该会很开心吧。

如果从讲学校的角度来说，西南联大的故事，到这里基本上算是说完了。但其实如果大家真的详细了解了西南联大的这段历史，就会发现这里面的故事，其实永远都说不完。

在当初抗战的阶段，往内陆迁移的学校其实不止西南联大。这种做法，可以说是那些大学保全自己为数不多的办法。当时大概总共有几十所大学全都迫不得已搬了家，西南联大只是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所学校。

联大师生居住的茅草宿舍

那些学校里的教授，在抗日战争之前，他们大部分人都有着非常好的待遇，一个月的薪水能有400到600块钱。这钱在今天听起来不多，但是在当初，这些钱已经能买一辆汽车了。当他们到了昆明之后，经济条件一路下滑，住的是茅草屋，饭也吃不饱。如果实在没钱了，只能让太太做些小吃去卖，或者给人写文章，刻印章，以此来维持生计。

但就是在这种恶劣的条件下，他们教出来的学生，有两个人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另外他们还培养出我们国家很多位两弹一星的元勋，还有100多位院士，还有许多的翻译家，诗人，文学家等精英人士。西南联大总共有毕业生3800多人，但实际上，在西南联大读过书的人，前前后后要有8000人之多。不过很可惜，这些人当中，有人因为经济原因，有人因为功课原因，也有人半路选择从军，最后都没能在学校完成学业。不然我相信，一定还会从这个学校里面走出更多的人才。

西南联大名师群像

西南联大与当年那些内迁的学校，艰难地走过了8年的抗战岁月，最后终于回到了他们本应该留在的地方。可是在那样一个动荡的日子里，安定大概成为了一种求而不得的奢侈品。除了三位校长，其他的大师与他们的学生，在看不清前景的环境里，也都做出了自己的选择，而且同样堵上了命运。不过很可惜，他们的结局，大多是以悲剧收场的。其实不管他们留在大陆，还是去了台湾，甚至去了美国，他们在当时所做的任何一种选择，都不能说是错的，我们也更不应该去批判谁。

现在很多人都说西南联大如何辉煌，大师辈出，可是大家也要记得，不管西南联大有多光辉，也掩盖不了当时的中国有多么孱弱。现在的西南联大早就不存在了，那一代大师也都离我们远去了。但是这所学校，包括他们那一代读书人对学问的态度，对梦想的憧憬，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追求，是需要我们这个民族后来的人去继承的。虽然我们现在的教育可能还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不足，而且这条路走起来也很漫长，但我还是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能有新一代的大师诞生，而且我更希望，他们的结局，一定不要再以悲剧来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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